池店侨眷请愿事件

发表于 讨论求助 2020-11-21 16:45:11

池店侨眷请愿事件

周海宇


晋江华侨



  一、外逼内煎  万家墨面

    八年的抗战(1937—1945),四年的侨汇中断(1941—1945),晋江等地区的侨眷,在民族灾难中又加上了海外生命线被割断,情况是凄惨的。在此时期,国民党政府不仅不体念他们的处境困难,反而趁火打劫,加紧对他们抓丁、派粮,征收苛捐杂税,使他们倾家荡产,辗转在饥饿线上,有许多人为此出卖子女,有的流离失所,不知生死。通过对现属于池店镇所辖的清蒙、雁塔、东阳三个大队,在抗战胜利前后的生活作个鸟瞰,重点放在他们两次在忍无可忍中被迫请愿,迫使国民党反动派不得不当场宣布废除征收未及龄和出洋的华侨壮丁免缓役捐与积谷的事件。他们的行动,为侨眷们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史册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池店镇的清蒙、雁塔、东阳三个大队,包括五个自然村,清蒙、雁塔、下辇、里厝和御赐桥。它们村挨村,成个鲁班尺形,很整齐地排列在泉州城南约二里许的“水田洋”南面。由于土地少(解放后土改,平均每个劳动力只有八分多田地)、人口多(文革前统计,三个大队在村人口有五千九百余人),在太平洋事变(1941.12.8)以前,男子多数到菲律宾,也有部份往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亚等埠谋生,妇女留在村中料理家务,抚育子女,并耕种着这有限的土地,作为家庭的辅助收入。华侨爱国爱家,侨汇月月而来;加上她们勤俭持家,日子倒也过得去。国民党反动派却居心不良,将她们视为“俎上肉”,横征暴敛,贪得无厌,而她们是逆来顺受,有求必应。
    到了太平洋事变,侨汇中断,她们为了生活,先是出卖金银首饰和布匹,接着拍卖家具和故衣。卖的人多,买的人少,加上中间者的剥削,要长期靠它为生是困难的。因此她们竟相开荒,凡是田头厝角,坟前墓后的隙地,那怕只能种上几株蔬菜,都尽量地加以利用。以后又北上清源山,西登紫帽山,砍柴割草,到处求售。这样还是不能解决家计的困难,而且困难越来越甚,最可恨的是乡长保长,不管她们的死活,天天派乡警来擂门踏户要款,交不出时就连棉被、锅子都要走。有些人早已山穷水尽、家徒四壁,然而他们岂肯放过,最后还是把人带去关在禁闭室内。

那时设在清蒙宫中的永丰乡公所,一列好几间的禁闭室,常常都有人满之患。人们既失去了自由,家中的生活就更成问题了。为了家中的孩子,为了海外的亲人,她们始终咬紧牙根,央人保外,限期交清。到了限期怎么办呢?不少人啼啼哭哭,割手肱肉似地出卖自己的亲生孩子。根据调查的材料,东阳大队御赐桥村周姓一族二十一户,卖孩子的就占三户,其中一户卖了一个女孩子,二个男孩子,最后还是被迫出外流亡,不知去向。
    到了1944年,这几个大队的侨眷有些人被迫早出晚归,到城里学纺纱织布;有些人三更出,半瞑归,去给投机商人雇挑“安海担”(挑运货物到安海去),一百市斤十八元伪币(约可买大米1市斤),往返要跑百余华里。挑长途担体力消耗很大,需要有健壮的体格和一定的营养;可是她们吃的是地瓜渣,豆腐渣参菜叶,一点油水都没有,瘦骨如柴,脸色焦黄,还有的人为了积一些钱买粮食回家养孩子,她们饥饿时,经常是喝开水、吃冷菜充饥。因此有些人中途支持不了晕倒了,有些人劳动过度吐血了,最普遍的就是闭经。我曾访问过清蒙村一个老大娘卓闲娘、御赐村一个老大嫂李巧娘,她们都是那时挑安海担的,至今一提到此事,还是不胜唏嘘。卓闲娘说:“说到那时挑安海担,真是眼泪洒路行,半夜就要起来煮,二点就要出门,回来已是夜里十点多钟了。我们婆媳两个人,一天赚的工资还不够买上一斤油。有时投机商人偷漏税,我们连人带担还要被抓去关”。李巧娘说:“说到那时挑安海担,真是铁人看了都伤心,和我们同去的就有一个人虚死,一个人痨死,要不是日本鬼子和国民党政府的外逼内煎,就是明排着十斤大米在安海,不要代价地叫我们去取,我们谁也不会去要的。”


 

  二、忍无可忍  被迫请愿

    1944年旧历5月,正是政治骗子徐季元来做晋江县的伪县长,大吹大擂要建设“新晋江”,要使“人人有饭吃,个个有衣穿”的时候,永丰乡乡长杨苹宾,却要在全乡征收免缓役税,及龄的一个人要六千元伪币(相当于三百斤大米的价钱),未及龄和出洋的一个要三千元伪币。而侨眷们微弱的一息,也一下子被扼死了。最使她们气炸肺腑的是,她们海外的亲人至今尚陷身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安危未卜,也要她们出缓役捐!清蒙村的保长郑成火、张东壁(土改时均因民愤大而被镇压了)、王梅生等家伙,为了讨好杨苹宾,终日临门逼征,口口声声如不照交,就要抓人、封房子等等。这时村中有个女青年叫郑玉珍,是泉州中学(现泉州第六中学)的学生,读到初中二年级时,因侨汇中断而失学在家,天天和她祖母上山割柴草,也挑安海担,挨过一顿饥、二顿饿的生活。她的弟弟郑春草,那年才十五岁(虚岁),保长郑成火也要派三千元缓役捐,她去同他交涉时不但没有效果,反遭到他的嘲笑和辱骂。她回到家中越想越气,“新县长说他要建设新晋江,要使人人有饭吃,个个有衣穿,但是乡长保长却要逼死我们。”然而冷静一想,光生气、咒诅有什么用呢?还是暗中联络几个较有声望的婶姆,并通过她们去发动村中的侨眷,来一次入城请愿也许有希望县长赦免。
    她把这个想法跑去征求郭出娘、唐爱娘,吴样娘、林先娘等人的意见,出乎她的意料之外,她们都非常赞成,而且说:“要么打铁趁热,我们今晚就分头去秘密发动,明天早饭后就进城,这样才能使乡公所的人措手不及,免得阻拦我们。”

玉珍回家后,自己一个人准备了一百把左右小旗子,一把把写上侨眷的呼声和请求。到了写完时天已微明了,她马上将旗子分几包,悄悄拿去分给这些发动的人,并了解她们昨晚发动的情况。她们说:这些被派捐的侨眷,个个都很痛恨,没有一个不赞同,只是她们不会说普通话,要求见县长时你要当代表。她们说,县长如果要押你,我们就一起让他押,请你不要害怕。玉珍原来就有这样的思想准备,经她们一提,也就答应了。她怀着激动的心情回到家里,胡乱喝了两碗地瓜清糊,就赶快跑到清蒙小学门前大道上来。一会儿,人们陆续到来,风声也迅速传开了,几个住在乡公所的乡警,立刻叫专人跑去叫乡长。到了乡长来的时候,请愿的人已经朝雁塔、下辇、御赐桥走了。队伍经过的地方,侨眷们了解到她们是要去请求豁免出洋华侨的免役捐的,有人就自动加入,因此队伍不断扩大,沿途情绪激昂。
    到了新桥,前面的人突然停住了,原来是清蒙村的保长郑成火、张东壁带着几个乡警在前阻扰,愤怒的侨眷马上把他们包围起来。他们眼看阻挡不住,连忙自打退堂鼓,说:“我们是好意来相劝,要是你们不听,出了问题可别相怪”。说完互相使了个眼色,夹着尾巴从人缝中逃得无影无踪。大家啐了一口道:“放你的死人屁”。
    据郑玉珍回忆,当时她们还有些犹豫的,因为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人跟着她们走。侨眷们坚决要继续前进,并鼓励她说,在任何情况下,她们一定要和她同生共死。这使她的胆子壮了起来。于是请愿的队伍又再浩浩荡荡地向前迈进。队伍进入晋江县城(现泉州市区)时,市民都用着同情的眼光看着她们,报馆的记者也来了,他们争着问这问那。快到玉犀巷口,忽见设在巷口对面的侨务局,一时有如大祸临头,门板声关得乒乒乓乓。郑玉珍一看,忽有所悟,急抢步上前喊:“不要关门,我们是来请愿的侨眷,要见你们的局长”。

人群乘着门还没有关好挤进去,里面急得连声说:“既是请愿的,请派代表来”。这时跟着郑玉珍进来的有郭出娘、唐爱娘等,还有几位记者。郑玉珍叫她们向外面的人说不要再挤进来,暂时在外面等候。这时有位中等身材的胖子从里面出来,一个记者介绍道:“这是厦门侨务局的江局长,你们有什么事可以向他说”。他把那个记者瞥了一眼,然后问郑玉珍道:“你是代表吗?”她答她们三个人都是代表。他又别有用心地问:“你们这次组织了多少人来请愿?”她提高警惕地向他说这次请愿是侨眷们被乡长保长压迫得生活再也无法维持下去才自动联合来的,事先谁也没去组织,她们三个人是临时被推出来的;接着又把侨汇中断后侨眷们生活的困苦,乡长保长的横行不法,侮辱侨眷和这次乡公所要强征未及龄的青少年男子、出洋华侨的免缓役捐等不合理的情况诉说出来。在座的报馆记者听了也为之动容,因此江局长不得不假装同情地说:“你们的困难我很同情,但是你们这次来了这么多人,县长一定不接见你们。”

“那局长就同她们走一趟吧?”,一位记者建议道。

“对!请局长和我们走一趟,真是功德无量啊。”她们一起同声地说,江局长迫于代表们的要求,皱着眉头说:“和你们走一趟是可以,只是你们到了县政府,只能代表跟我进去,其他的人一律在外面,不能轻举妄动。否则,影响战时的治安,那我就不好替你们说话了。”
    她们听了都一一答应下来,并由郑玉珍先出来告诉大家。当时她们中有一部份人不放心,经过一番协商,最后一致同意,她们说:“如果县长敢扣押我们的代表,我们就都不回去,反正要命只有一条”!

江亚醒和代表出来,请愿队伍继续前进,到了晋江县政府门口,请愿队伍分散在公路两旁休息,她们用焦急的眼光看着江亚醒和她们三个代表向县政府里面走去,有几个守门的自卫队前来拦住,江亚醒出示名片,他们才让他带着代表进去。经过传达,徐季元允许在忧乐庐楼下的会客室接见她们。

接见时江亚醒首先向徐季元作了简短的介绍,郑玉珍在他介绍后,将呈文递上去,说:“请县长答应我们的请求,我们实在过不下去了。”徐季元将呈文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想了好久,才勉强答应。当时徐的“新晋江”的骗局锣鼓敲得正响,而且已有不少的“观众”用着期待的心情,在等待“欣赏”他的“真本领”,可能他想到这倒是一个“放长线钓大鱼”的欺骗侨眷的好机会。他答应豁免之后,就叫代表到外面去叫大家进来,说他要给她们训话。一会儿她们都来了,黑压压(她们绝大多数都穿着黑衣服)一大群,忧乐庐门前的旷地站得满满的。他的训话,除了重复他那套“建设新晋江”的滥调外,还宣布了一个“亲民”的新政。说他每星期三要亲自接见群众,凡有乡、保、甲长等不法的公务人员贪污舞弊,欺压群众,可以当面控诉,他要亲自处理。徐季元说的是国语,郑玉珍替他翻译成闽南语后,有些上了年纪的老大娘还称他是青天老爷。
    此后一个时期,清蒙一带的侨眷,每星期三都有不少人到县政府去,弄得徐季元相当伤脑筋,因此隔了一段时间,他就叫他的癞头主任秘书廖爱群代为接见了。
    乡长杨苹宾对郑玉珍鼓动侨眷请愿,心中很愤恨,第二天就令乡警到郑玉珍家去叫她,说乡长要请她谈话。她答应乡警后,就跑去找郭出娘她们,大家说“你去吧,不要怕,县长我们都见过来了,还怕他怎样,等会儿,我们再发动一些人带上锄头散集在乡公所的周围,他们一要扣押你,你就大声喊,那时我们一定抢进去,将乡公所砸烂。”她见大家这样支持她,增强了信心,就从容不迫地到乡公所去。

乡长一见她来,就装着客气,请她到办公室坐,然后用责备的口气道:“我有什么得罪你吗?昨天的事未免小题大作了。我今天请你来,是说你以后有什么事,可以直接到乡公所同我说,做得到的我一定做。再说我是本地人,也是侨眷……”说到这里,突然发现窗外有多人在探头探脑,就看看手表站起来说:“我忘了,九点钟我还有会,以后经常来坐吧。”
    不久,永丰和浮桥合并为四维乡,乡公所迁到浮桥观音宫,乡长换上许宗炳。原乡长移交时,将全乡的积谷数万斤一口吞下,新乡长数次交涉,也无奈他何。


 

三、敢于斗争  敢于胜利

    1945年抗战胜利的前夕,晋江县长徐季元满载而去,留下个疮痍满目的“新晋江”。接着来了个吴德露。报馆记者向他“叩询治晋的施政方针”时,他为了表示他的作风不同于前任,回答说:“为政不在多言,我是主张做了再说”。他做了什么呢?还不是抓丁派款,为侨乡带来了更大的灾难。

全国人民好容易盼来的抗战胜利,国民党政府为了缓和民愤,宣布壮丁停征一年,使广大人民舒了一口怨气。八年来为了兵役,不知有多少人倾家荡产,妻离子散,死于非命(死于“新兵招待所”和沿途的虐待等)。然而接着而来的是大派民工修公路,大派民夫为过境的反动军队挑运行李,使人寝食不安,怨声载道。时那侨居在菲律宾的华侨已开始用电报向国内的亲人汇款,也有人来信向家人报平安。并告知侨居地乡亲遭日本帝国主义惨杀及财产损失的情况。因此,有的人陷于绝望的深渊中,更多的人日夜企盼,人心惶惶。就在这时,晋江县长吴德露,却向全县各乡镇发出了要征收1944年下半年及1945年上半年度的积谷,按土地多少比例征收,激起了各阶层的极度不满。就在这时候(农历八月廿五日)台风来袭,继以暴雨洪水,灾情严重。旧历九月初一,洪水退尽,仅下辇一个村就倒塌房屋数十间,全乡的晚稻正在杨花的尽成瘪谷,正在孕育的吐不出穗来,秋收无望。

清蒙、雁塔、下辇、御赐桥等村的侨眷(下辇、御赐桥二村合计须交谷四万余斤)将灾情报县,请予收回成命。然而县长不但不准,还派了一队自卫队前来坐镇,你交不出谷子,一天可要负担他们数百元的伙食费。因此,一时群情激昂,人心惶惶。三省小学教师曾连昭,董事长曾瑞源是太平洋事变前的归国华侨,他们对此都很着急,认为天灾人祸中侨眷怎能担负这样一笔谷子和为反动派养自卫队。这时刚好接到一条消息,说国民党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组织一个视察团,明天要到四维乡公所来,于是他们就在三省小学教员宿舍讨论乘他来时发动群众请愿。他们觉得这次发动群众的条件,比较抗战胜利前清蒙村的那一次请愿优越。这时侨眷的生活更苦,她们的勇气更高,积谷的面牵涉更广,特别是田地多的人对此更为不满,最伤脑筋的是,这些自卫队伙食摊派的包袱,他们也是急于要甩掉的。

在发动的步骤上,连昭他们也进行了一番研究,由曾瑞源去联系下辇其他人,再叫曾国民去联系清蒙、雁塔、御赐桥三个乡的有威信的侨眷领袖人物;我与连昭二人草拟请愿的呈文,推瑞源为代表,他以华侨的身份出面,反动派如果要戴他什么帽子也较不好戴。瑞源顾虑他一个人万一说得不够圆满,被反动派用话卡住,碰壁不好抽退,要我跟他一同去;我为壮他的胆子,也就答应了,并分头进行。
    第二天上午七点多钟,侨眷都发动起来了,在三省小学的广场集中,三省小学的高年级学生临时也要参加,我们同意。临出发时,有人建议在路上一个人拿一把被台风、洪水弄坏了的谷穗去给专员看。这建议马上就通过了。当队伍到达雁塔、清蒙等村的时候,那里的侨眷早就集中在等我们了。雁塔是以绰号妇女老大娘的葱娘为首,清蒙村还是以前次那些妇女领袖为主。到了浮桥,声势非常沸腾,吓得伪乡长连忙出来接见,他说专员今天并没有来,现在中山南路中央旅社(即泉州市劳动用品商店的那座三层楼),你们的请求我可以代为转达。代表们开始很失望,征求大家的意见,大家认为转达是靠不住的,每天自卫队的伙食要好几百元伪币,惨如敲骨吸髓,既然来了,索性赶到城里去见他。于是队伍又从浮桥出发,赶到泉州中山南路中央旅社。那时已经下午一点多钟了,请愿的群众们几乎堵塞了街道,交通显得相当拥挤,后来就被警察赶到马路的两旁。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地把情况告诉来往的行人,有许多人都是深受其害,非常同情。因此人越聚越多。曾瑞源、郭出娘和我持着呈文和旅社的人员交涉,他们推说专员在午睡,不敢替我们通报;我们说我们的午饭还没有吃呢。正在争持时,一个卫兵模样的军人,身上挂着一支盒子枪由楼上走下来,喝问吵什么?我们告诉他要见专员,并把手中的呈文递给他代转。大约过了将近半个钟头,才有一个姓高的(事后有人说他是惠安县人姓高名怀,是专员公署的秘书长)和那卫兵模样的人下来,他说:“你们是代表吗?专员今天不舒服,不能接见你们,但他看了你们的呈文,表示非常的同情,他已打电话给吴县长了,叫他停止征收你们的积谷,请你们大家都回去”。

我们向他说:“专员体恤我们侨眷的困难,我们很感激,可是那边自卫队还在坐催,一天的伙食、香烟要好几百元,我们实在无法应付。我们要求专员写一张条子,将自卫队调回来,这张条子一定要我们带回去。”他考虑了一会儿后再上楼去,不久便将条子带下来说:“专员很关心海外亲人的安全,你们如还没有接到海外亲人消息的,可以通过有关方面替你们想办法”。瑞源把请愿的结果在旅社门口告诉了大家,大家听了很满意,就从新桥搭渡船回家。临上船时,船工听说请愿的侨眷为全县人民做了一件好事,愿意不收渡金,藉以表示他们的微意。当天下午,自卫队撤回城里去了。这次请愿,也以胜利告终。这又一次说明,团结就是力量,胜利永远是属于敢于斗争的人们的。


   

关注我的公众号

请长按以下二维码

点击阅读原文查看精彩的往期内容。
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