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意社50级学员冯亚民访谈实录(上)

发表于 讨论求助 2020-09-28 09:34:30

三意社50级学员冯亚民访谈实录

(上)

采访时间:2016年05月12日

采访地点:兰州市冯宅

采访人员:陇上一痴、梦回秦情、追风

引荐人员:孙伟华

录音整理:追风

文字编辑:陇上一痴

名家简介:冯亚民,1939年生于西安,1950年进三意社学艺,为该社第九期学员。师承姚裕国、张朝鉴、徐元民、姚鼎铭、苏育民等先生,工小生。1959年离开三意社后,前后在张掖山丹剧团、汉中勉县剧团工作,1963年到兰州市秦剧团,直至退休。代表剧目有《苏秦激友》《周仁回府》《芳草碧血》《白玉楼》《火焰驹》等。

以下为采访者(简称“采”)和冯亚民老师(简称“冯”)对话实录:

采:冯老师,您老家在哪里?在什么的情况下学的戏?

冯:解放前我家在西安市解放路东一道巷,刘茹慧家在二道巷,肖玉玲家在八道巷。53年以后,我父亲就把家搬到曲江池寒窑那块了,在那我们住的是窑洞,没有房。我的生日是一九三九年正月二十八,在这以前,我家里也没有唱戏的。我这人命苦,我上面有哥,人家在上学,但是我是家中女孩的老大,我实际在家里是当的保姆使唤,就那么大一点,成天背着娃,给屋里烧炕等什么活都干。文艺界这些演员老了身上都有些毛病,但(病因)都不像我,我父亲脾气不好,一杠子把我腰打折了。我小时候有一次看娃娃,背着出去玩,家里人嫌回来晚了,就把我绑起来,用木头柜子的腿打,我父亲打我,母亲也打我。有一次,半夜我妹妹哭的不行,我妈让我一个人去小差市找我父亲,那时候小,后面好像有鬼灯,把我吓得不行,就跑着去叫他,他可能把钱输了,就把我提着个胳膊扔到砖地下跪着,那时还飘着雪花。我在家里受罪着呢,实在是被逼迫得没有办法,不愿意在家里待了。我院子里有个男的,看我在这个家里可怜,就说把我给他三爸(苏育民)领去。当时我父亲不同意,说那时学戏要挨打,我说不怕打,我在那被打是学戏呢,在家里是白挨打呢。现在提起家里这个事情,我非常伤心,等于那个邻居把我救下了,就这样把我送到三意社学戏了。今天我这个病这么重,就和小时在家里挨打有关系。

采:当时去三意社是什么样的情形?

冯:把我领去后就对苏社长说:“三爸,我给你领了个娃。”他就问我会唱啥,我啥也不会唱,也没有上过学,我就啥都没唱。苏社长就对姚鼎铭老师说:“你把这娃领去,考了的话就考考,不考的话就先留下”。就这么样,我在三意社待下来了。后来三意社收了这一班学生,过了几个月,人家还要考试,考的时候就会刷掉一批。考试的时候正好我奶奶去世了,我回去守丧了,就把这次考试逃过了。

我是1950年11月份进的三意社,参加了新生部,肖玉玲是1952年来的,她来的时候就本身会唱戏,她当时参加的大人班。三意社的姚裕国老师、袁允中先生非常喜欢我,1953年姚裕国老师给我排了《苏秦激友》,接着又排了《周仁回府》,还经常把我叫到他家里吃饭。张朝鉴老师还给了教了《详状》,他的白口确实好,带着二音。(示范:“道姑我处有状,待我看来”),就是同样的几个字,他说的白口就是给人感觉不一样。那时候我在同学中年龄小,演生角的还有刘新民、王敬安,他们当时嗓子好,在学生里面挑着大梁,后来把我调到大人队给肖玉玲配戏去了。我俩合作的第一个戏是《秋江》,第二个戏是《天仙配》。1953年,《秋江》出来就碰上大人“赴朝”慰问演出,十几本戏全部压到我们身上了,我和肖玉玲把《秋江》一次就唱了40场。我在底下就不会说话,没声了。我这嗓子还怪,一到舞台上就出来了。把我一天唱得累的,嗓子都有白喉了,然后就给舌头上打的青霉素,舌头硬的连水都喝不下去,就那样晚上还要唱戏。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和肖玉玲合作演《秋江》,下来电台叫录音,我的嗓子得了白喉,医院让我动手术。我哥是军医,他把我领到陆军医院,他就说再也不能唱了,再唱嗓子就烂掉了。我在陆军医院住院,还没有到出院时间,电台又要叫录音,剧团就把我催着拉回去录音。录完音,我的嗓子又肿了。到现在我的嗓子二音不行,没有二音子。

以后刘新民、王敬安都没嗓子了,又要把我调到新生部。姚鼎铭先生是大人队的导演,新生部的教练是徐元民老师,他们两个为我吵架了。姚老师说:“到新生部和肖玉玲的几本戏谁演?”我当时没有戏,在底下吊嗓子,他们就在舞台上干仗着呢。我在新生部白天演《梁山伯与祝英台》、晚上演《吕布戏貂蝉》,当时才十几岁个娃,担子就这么重。我这人笨,不管睡觉走路,都在念台词,不管其他闲事,可能也是家里小时候没有营养,一天台词先念不过来,有时候我在前台唱,幕后有人给我抱的本子提词。再一个我这身体不好,尤其是腰在家里遭过罪,我的同学练功时他们腰不疼,我们有个叫李天堂的老师,他给我扳腰,疼得不行,腰坏了。我这身体,一是家庭把我折腾坏了;另外,我当时是十几岁的娃,要挑那么大的大梁,几十本戏都让我一个人唱,不对了的话,徐元民老师就提着杆杆打呢。所以我小时候在家庭和剧团都受的罪大,但我们的老师实际对我很好,有时我肚子饿的不行,老师给上五分钱,在三意社门口买上个肉夹馍吃一个。

冯亚民、任兰英《花亭相会》剧照

采:您进三意社多长时间就开始上台演戏了?

冯:1953年就开始演戏了,第一个折子戏就是姚裕国先生排的《激友》,本戏是《秋江》。从53年开始,一会儿到大人里面,一会儿到学生里面,反正剧团的戏我都演过。

采:您演的这些戏主要是谁排的?

冯:姚鼎铭我们叫大姚老师,姚裕国叫二姚老师。姚裕国老师对我好,大姚老师对肖玉玲好,排戏时把我骂的,嫌我笨。我们剧团还有三个京剧教员,谢蔚霈、李阔泉、李庆增,也给我们排戏,李天堂老师主要训练我们踢腿、下腰。赵振华老师对我也好,也给我们排过不少本戏。那时候不发工资,我没有营养,家里也不会给补贴,社里有一个大师傅,叫马学义,我把他就马哥,他对我好。我和肖玉玲演完戏后,他就给我一盘子红萝卜丝,留上两个馍,因为唱戏前不能吃的太饱,肖玉玲也沾我的光了,我说:“玉玲,赶紧,咱们吃”,天天这样。这些老师对我们学生很重视,他们排戏的排戏,照顾生活的照顾生活,我很感激他们。

我这人爱学习,我有一个老师叫严辅中,他对我也好,中国京剧院杜近芳、袁世海、叶盛兰他们来在西安人民剧院演戏,严老师给我票就说:“娃呀,去看戏去”。赵燕侠在五四剧院演戏,严老师也把我领去看她的《玉堂春》,“会审” 到现在我还记着,她是京剧演员,能把我能吸引住,哎呀,那唱腔、表情、眼神,真的绝了(拍掌叫绝),现在没有。梅兰芳先生在人民大厦演出,苏社长给我的票让我去看,我那时候是个娃娃,欣赏不了梅先生的戏,他的艺术太高了,太深了,我看着就瞌睡了。梅先生来西安之后,还到我们团里拜访苏家,还照了相。那天照相我没有去,后来苏社长还说:“你这娃简直没法说,这么大的艺术家到咱们团来了,照相为啥你不参加?”我这人不图名利,艺术好了我就向你学,其他事不想参与,就这么个观点。

冯亚民《白蛇传》剧照(1954年)

采:西安的秦腔名家您还有哪些印象?

冯:在西安,像王天民、刘毓中、我师父苏育民也是艺术家,我都看过。王天民的戏到现在还在我脑子中装着,绝了!王老师是男的,我是女的,就《洞房》的一点动作、一点表情我的身上就起鸡皮疙瘩,就好到那个程度,他和梅先生的艺术有一拼。我们社长也说过:“人就不爱和他(王天民)演戏,把人演的身上起鸡皮疙瘩呢”,你就可以想象王天民演戏的程度。刘毓老和我关系也好,经常说:“娃呀,到刘伯这儿来,给刘伯把这啥做一下。”因为去长春(拍电影)的时候,他和社长在一个房子住着,当时计划要拍《打柴劝弟》,要我给社长配娃娃生,经常去他们房子,所以他对我很熟悉。刘老的戏和社长的戏是两码事,他是衰派老生,像《卖画劈门》这类戏别人唱不过他。我师父(苏育民)人好、戏好,过去我在西安当学生时,人们就说:“苏家的艺术算正宗”。他是能文能武、贫生能唱,武生也能唱,胡子生也能唱。他的很多戏都是我给配的,《打柴劝弟》我的二生子,《激友》我也演的二生,尤其他的《大烟魔》,我演的他外甥,这个戏是在尚友社剧场演的,三意社那时正在修舞台。他一出来就拿那个拐拐一甩,我脑子现在还有印象,他就像财主家的少爷一样。《家庭痛史》里他演的不务正业的男人,肖玉玲演他的妻子,我还是演他外甥。《三堂会审》给我派的前本王景龙,演“嫖院”、“关王庙”,他是后本王景龙,演“打更”、“夸官”到“会审”、“监会”、“团圆”。他在探监前没有遇见刘秉义时,戴着毡帽子,把观众这么一看,帽子往底下一拉,他的那表情,我到现在记得很清楚。

苏育民先生《打柴劝弟》剧照

社长那时候忙得很,他是政协委员,到北京开会一年就得几次,还要经常出外演出,回来就演上几场戏。他也给我们教,就是比较少,主要是没时间。我的水袖就是社长教的,他说:“娃呀,观众给你鼓掌并不好,你要能把台子底下观众看得不吱声,都看着你,你就把戏演成功了” 。“哪怕台底下有一个观众,你也要对他负责,认真的演。”这是他给我说的原话。他给我说水袖怎么甩,第一次甩什么,第二次甩什么,这都详细的给我说过。再一个,他给我教了个尖团音,比如“小官人“,这个“小”字就是尖音,舌头尖子上把这个字挑出来,他还专门让袁多寿的兄弟袁庄给我锻炼尖团音。他还给我说,发音要从丹田,小肚子这块,积气往出发,要注意共鸣,鼻音、脑音、喉音,五音俱全。和社长交往都是封至模、袁多寿、袁庄、马健翎、黄俊耀这些人,对唱念方面非常讲究。苏家的戏不一样,他的唱腔、道白、表情,就和别人不一样,和叶盛兰在一个层次上。

社长这个人好,不乱发脾气,从不骂人,至多就把你批评一下。他们一家子都是唱戏的,他们的嗓子都好,老大——大社长(苏哲民)唱戏扑到台子底下,很早就不在了;二社长(苏新民)后来在研究院教男生唱腔,社长的《游园逼宫》这些戏都都能唱,也能教;苏蕊娥在研究院教的女生唱腔,五几年让苏蕊娥登台演《三娘教子》,她和我现在一样要拄拐杖,我们把她叫娥姐,团里就把我派去给她演娃娃生,上场把她扶着。那次台子底下坐的都是名人,我上去一紧张还把词给忘了。娥姐有时候到我们剧团来,这些大人们就说;“来,给咱们唱上一段”,她的唱腔非常好。苏乾坤虽然没在戏行,但有次在电视上唱了一板唱腔,一开口,台子底下观众掌声不断。唱戏离不了生活,艺术把生活裹上,这个戏就值钱,他们的艺术氛围在那放着,所以苏家的戏就是正宗。

关于学戏,我这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过去社长演戏,我就在帘子口看,他下场了我就在后场等,就是一锤一脚都在按他的学。长春拍电影时,带去了本戏《火焰驹》和两个折子戏。社长把我也带去了,让我给他演《打柴劝弟》的二生子。计划先排《火焰驹》,因为用的人多,排完了其他人就可以先回来了。结果《火焰驹》拍了一半,上面有政策,我们折子戏就拍不成了,就光把本戏拍完了,我们就提前回来了。《火焰驹》里的生角的唱腔全部是社长给陈妙华教的,社长虽然演的是大生子,你看人家的撂板唱的多好。那次去的还有谢迈千、荆生彦,他一天和荆生彦都在研究着怎么唱怎么唱。回来以后,社长就给我把这戏排了,光《卖水》一个出场教了多少遍,手把手给我教:“你这娃咋这么笨”,他在院子拿个躺椅在那一趟:“来,过来把这戏走一下”。

1958年8月28日冯亚民在三意社演出戏报

苏家当今没有了。现在也有人找我学戏,我认为排戏不能误人子弟,答应给他排,我得弄清楚:你是要光学这个戏,还是要把苏家的东西融化到你身上?你先把你的观点弄明白。你要光学这个戏,我坐着给你说这戏咋唱就行了。但如果想学苏派,难。社长确实对学生好,我离开西安的时候,还给我买过一双靴子,嘱咐我要常练功。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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