灭儒之二 一篇极端的反儒檄文

发表于 讨论求助 2019-11-07 16:52:17

我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

就我自己来说,我是肯定要抛弃儒学的,但我个人的感情(所谓情怀)和思维方式其实还是儒学的。——儒学灭了之后怎么办?

我尿尿的时候还在想,是不是像我们伟大的生产能力一样,把基督教有益的教义摹仿回来生产成自己的道德信条、打上made in china的标签?

认识到儒学的几乎全面的错误确实好,这一课我们早就该上;但儒学全面倒塌,中国文化会产生不小的真空。——当然,这仅仅只是文化上的不好看,并非造成道德败坏。因为,我们认识儒学有问题的这一过程,本身会全面提升公众的道德素养和道德感,不是礼崩乐坏。

但破了之后还得立,立的东西怎么来?

全民信仰基督教绝不可行,一整套基督教教义太复杂难懂,没有相当理解能力无法领会,尤其对2000年信仰一个跟它全然不同的学说的中国普通民众。中国传统文化是讲道德骄傲的,而基督教全然是讲道德谦卑的,截然相反,非常不现实。



续一


08 我们是如何失去自由和科技落后的

  这两个问题比较简单,所以并作一节。

  自由的权力,这个是儒家体系里最难找到的东西。

  在我们的传统思想中,有关自由的权力需要我们一点点从犄角旮旯里慢慢把它们找出来、擦洗干净,并放在案上。——话虽这么说,但我现在仍不知道在传统中,我们有什么自由的权力。老了,记忆不佳……

  儒家思想好比霸道的寄生植物,一旦附身寄主,它的根系就深深地扎入你的各个方面,“诚意、正心、修身、日三省乎己、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严厉地控制你的一举一动,使人全面地丧失自由。

  自由,对中国人来说可能也不是欢欣鼓舞、喜闻乐见的。

  咱们中国人自私,听说倡导自由就好比听说监狱里的囚犯都要被放出来了,感到自己的利益将要被打家劫舍,由衷的恐慌和抵制。

  而且,中国人以自由为羞耻,认为自由意味着堕落、错误和放纵,意味着思想和道德上的松动;咱们以不自由为荣——大家都严厉地受道德管束,道德水平比较高,这样不仅光荣,而且安全可靠。

  中国人对专制有一种适应,因为咱们中国人已经习惯一种专制——道德的专制,甚至以失去这种专制为耻。

  长久以来,我们就生活在这种不安全感之中。

  人们常说中华文明的科技后来落后了,外国人研究了中国后这么说,咱们中国人在叙述一番四大发明后也这样说。可我们的科技后来为什么落后了呢?在这个时候大家往往也只泛泛地说统治阶级不重视发展科技,歧视技艺工匠云云。

  咱们还得往下问一个为什么?

  为什么统治阶级不重视科技?为什么他们会歧视工匠?

  其实答案很简单,一句话就够了:因为儒家思想成了主导思想,而这个主导思想重“义”不重“利”。不重利,要你科技干什么?你科技能发展起来么?

  道德大国、礼仪之帮就是这么被人家欺负、打败、和蹂躏的……当然,与此同时,咱中国人还特别愤怒,特别觉得自己有道德、有礼仪、重风化、有礼义廉耻,更是愤气难平。

09 圣殿的阶梯

2000年来,为什么那么多人着迷儒学?他们在儒学中发现了什么?儒者可以从儒学中获得什么?

  有人说:超然的地位和尊荣,这个是有传统的。

  不错,在儒学诞生的战国时代,人才是很风光的,当时有尊贤礼士的传统,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齐国的稷下学宫。国君赐给他们华屋美食、高官厚禄,还出资养活他们的弟子和追随者,让这些圣贤“不治而议论”,不需要干活,只要发表见解就可以了,十分风光而舒适。孟子就享受过这种待遇。

  但,这是儒者期许的吗?

  不是。这种客卿、大夫之类的名位虽然在外人看起来很尊荣,实际上仍只是国君的臣子而已。国君养活了你,你就要发表议论、贡献知识,这是你的义务;而国君不仅听你的,也听他的,听完所有人的看法之后,再按他自己的意志进行选择。国君对你礼貌而优待,甚至可以说非常尊重,但实质的关系仍只是今天的老板和雇员而已。——儒者会安于这样一种境况吗?我们来看看儒者对这些问题的想法。

  曾有人问孟子:古代君子什么样情况下会去做官?孟子回答说分三种,最糟糕的情况是行将饿死、接受国君周济,而最理想的情况是国君“迎之致敬以有礼”,并许诺将实行君子的主张,如此可以去做官;而如果国君虽然“礼貌未衰”、却不打算实行君子的主张了,这位君子就可以离开了。其次是国君礼貌相迎,就去做官;没那么礼貌了,就离开。

  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儒家君子是不会满意“稷下学宫”式的待遇的。那些荣华富贵,不过是些浮名、虚势而已,以这个为满足未免太过庸俗了。

  所谓君子对国君是十分敏感的,既不愿丝毫受辱,也不愿送上门去自辱。孟子曾说:“古代的贤王赏识学问会忘记自己的地位,古代的贤士何尝不是如此呢?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因热爱自己的学术、理想也会忘记国君的地位,愿意与之结交。所以王公不致敬尽礼,就见不到贤士。见一面尚且这么难,何况将他收为自己的臣子呢?”三顾茅庐的故事可以说是这段话很好的注解。

  那么理想的情况是不是国君对君子、贤士以“友”相待呢?和国君做朋友,这应该算是很破格的待遇了吧?

  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故事:

  鲁缪公突然来见孔子的孙子子思,问:“古代千乘之国的国君跟贤士做朋友,是怎么样个情况?”鲁缪公这话的意思是表示他将会这样“优待”子思。谁知子思很不高兴,说:“古人说了,给国君干活,没听说和国君做朋友。”孟子议论道:“子思很不高兴啊,他为什么不直说:论地位,你是国君我是臣子,哪敢与你做朋友?论知识德行,则是该你侍奉我的,又哪可以跟我做朋友?”

  有德行的君子地位该高到什么程度呢?用句道家的话说就是“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天子不配做他的主人,诸侯不配当他的朋友的。那么,帝王师?这是人们比较熟知的儒者的追求。做帝王的老师,教他治理江山,训导他德行进步,地位既尊崇又能使老百姓获得福利,挺好的。古人曾这么形容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宋徽宗的签名是“天下一人”,意思是他的地位是天下唯一的,但儒者帝王师不仅在万人之上,而且凌驾于这个“天下一人”之上,在人世间是绝对的尊崇了。

  帝王师确实是古代儒士热爱的行当,这同时也是道家、佛家热爱的,只可惜这个行当就业机会相当困难。

  在尘世间地位的追求这个算是最高的了,但儒者的理想还不局限于此。不朽和伟大,人类的这种追求是没有止境的。

  儒家崇尚“立德、立功、立言”,号称三不朽。在儒家经典《中庸》里,有这么一段话:道德完全充满,做到圣人了,“他出现老百姓莫不礼敬,他说话老百姓莫不信从,他做的事老百姓莫不喜悦。声名远播中外,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凡是日月照耀、霜露坠落的地方,生命莫不尊崇,这就叫配天。”——超越帝王了,声名不朽了,地位接近天一般高了(配天),很好,这该足够了吧?

  不。儒家最漂亮的名言恐怕是这段“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了,为万世开太平,多么了不起的丰功啊,很难有人超越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天地和生民在他面前都是渺小的,儒者地位之尊,无可想象了。横跨天地、超越古今。

  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儒家经典对人的诱惑了。

  儒家的《四书》说的是什么?一言以蔽之,用一句来概括的话,那就是:拼命地追求和他人的不平等。

  “无所不用其极”地学习、修炼,将自己与普通人知识和道德上的差距尽可能地拉开,使自己尽可能的高,去实现那超越世上所有人、配天、甚至超越天地的绝对崇高。

  有人可能要说我这是污蔑,儒者以仁为本,讲温良恭俭让,怎会有这种野心?

  但真正的儒者可能莞尔一笑,这些在儒者来说毫不稀奇,是他们的伟大理想,别人不理解可能恰恰是正常的。

  先不评价,我们来看一段北京大学“往复论坛”的卷首语吧(引用这段没有任何针对的意味,只为说明想要表述的问题,请老冷海涵):

  昔年始读《宋书》,读到王微的一句话,怃然太息。他对朋友谈到守身立世,说:“作一段意气鄙薄人世。”人世常如溷池,当今乃至其极。豪杰崛起,羞不敢当;书生意气,非我而谁。胡适之题字“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悬在首页,如铭此心。

  这是新的牧场,写着新的希望。

  如此凝重、庄严、面向未来的文字,盘绕这样一段意气。在基督教思想中,当蛇把骄傲的毒气(“你们便如神”),吹入人类第一对先祖的心中,产生了原罪;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的、对自我的骄傲、对世界的鄙薄,真的没有问题么?

10 圣殿里的究竟是谁? 

  我们历数了儒家精神圣殿里的阶梯,那圣殿里的神究竟是谁呢?

  研究儒学的人可能会说,是天。

  不是。

  儒学虽然说圣人“配天”,在许多经典里表示对天的尊崇,但儒家理想绝对是不会“心比天低”的。在《中庸》里儒家揭示了一个至诚的儒者可能达到的境界:“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叁矣。”——最理想的儒者,他在人心目中的地位是与天地鼎立的。也就是说儒家实际上没有神灵崇拜,它对我们“人”自己充满自信。如果我们天天研究愚昧宗教史,满眼都是人类对一些鬼神精怪磕头拜祭,你会不禁感叹儒家志向之高洁。

  儒家圣殿里的神不是天,倒很像个人。

  如果是人类自己,那每一个读儒家经典、有志于儒家理想的儒生,这个圣殿里的人是谁呢?

  毫无疑问,那将是他自己,是他理想中的自己,是他自己的理想。志当存高远,“人是该有点精神的”,中国人历来鼓励人树立大志,作为一个儒者,必定是存“至诚”之志,力争“为万世开太平”、“与天地叁”的。

  那么,一个儒生树立了成为圣者、与天地三的志向,他会如何努力呢?

  整个四书可以说都是这些努力的法门。无论是孔子无微不至的辨析、孟子浩然之气的风范,还是《大学》提纲挈领式的“三纲”、“八目”,或者《中庸》里精妙的心法解说,都是些极好的武功(看起来确实很好)。在这些儒者的武功圣典里我们会发现如下特征:

  道与德是极其关键的。道是规律,德是品质。而你要在这两者上取得最大收获,就要尽最大努力做到正确,所谓“君子无所不用其极”、“止于至善”、“ 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正确”是关键中之关键。道与德不同于力量,论力量,力气大就能服人;但论道和德,必须得看你正不正确。可以说你命里做不做得到圣人、能做多大,就看你能得着多少正确。正确好比捏住儒者政治、人格生命线的厉鬼,实际上儒者一切都将看它的脸色行事。

  揭开最后一道面纱,我们发现,儒学圣殿里的神是:正确。

  如此,儒学就跌入了万劫不复的无尽深渊。

11 不彻底的道德

  一个儒者可能到死也想不出,为什么崇拜正确会是错误的。处处追求正确、以正确为一切行为的法则还会有错?这个问题对古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那种一根筋的智商、只知道取法乎上得其中、取法乎中得其下的脑袋来说,确实太难。当然,这个问题十三亿中国人能回答出来的也不多;一看到问题就能答对的,应该是对心理学有了解的人。这个问题以后再谈。

  儒家最得意的是他的道德,道德与理想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所在,也是“内圣外王”学说的脊梁,如果儒家的道德有问题,这一切自然坍塌。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他们的道德是如何破绽百出的。

  首先,儒家的道德观彻底吗?会不会是中途半端、落入虚伪呢?

  我们来看一段孔子的事迹(见四书集注《论语•述而》):

  “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

  这两句的意思是,孔子年轻时贫贱,为了养亲和祭祀,不得已需要打鱼打鸟,但圣人就是圣人,他只钓不撒网,不“尽物取之”;射猎呢,也只射天上飞的,不射在窝里宿的,让可爱的鸟儿“出其不意,亦不为也。”最后的评论是:“此可见仁人之本心矣。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

  看完这个可能已经有人在发笑了。孔子有仁慈之心,我们相信;但只钓不网、只射飞的不射宿的,就成了仁慈?就在孔子,他恐怕对这件事也抱有罪恶感,因为这毕竟是亲手活生生地剥夺一些生命,他不是说过“君子远庖厨”么?“钓而不纲,弋不射宿”不过是弥补他内心自责于万一的不得已的办法,但这却被后世儒者极力歌颂、大吹法螺了(首先充满恭敬地记载的就是他的嫡传弟子)。

  如果这种道德观贯彻下来,不既做婊子、又立牌坊者几希!

  ——我嫖妓是不得已的,生理需要嘛,但我只嫖成年的、不嫖未成年的;或者我只嫖有素养才情的,不嫖傻大黑粗的;或者我嫖的时候讲究仁德,不歧视,亲切平等地跟她们说话;我嫖完给钱加倍……“可见仁人之本心矣”。

  ——我杀人是不得已的,但我只杀不仅我厌恶、而是大家都厌恶的,或者我只杀成年男子不杀妇女儿童,或者我让他们报数,隔一个杀一个,以体现上天好生之德……

  这种道德是道德么?

  我们再看世代传诵的柳下惠的事迹:

  柳下惠是个圣人,一个很冷的雨夜,他住宿的地方突然来了个美丽女子,女子无处可去,而且衣衫俱湿。柳下惠解衣将女子抱在怀里,整整一夜都不及乱,没有发生关系。

  “坐怀不乱”成为后世中国人广泛歌颂的不可及的道德,柳下惠成了不起的正人君子之楷模。

  问个问题:柳下惠抱一美丽女子一晚上,而且肌肤相亲,他有没有心理上的想法和生理上的冲动?

  儒家想必这样回答:有啊,但正是圣人才有这极大的定力、克制住强烈的心理和生理冲动,这正是凡夫俗子难以企及之处。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诗经﹒小雅﹒鹤鸣》),我们来看看儒学的圣贤奇迹按基督教义理会如何判定。

  基督教说,神审判人的思想。所以按基督教的道德观,柳下惠式的人物和常人没什么两样,他的心理仍是犯过罪的。我们对身边的女子,动了淫欲之念和行淫欲之实,同样是道德上的亏欠。可在基督教里一个完全普通、而且还要感到羞愧的人,在儒家体系里却可以无比骄傲。儒学道德是什么?就是你内心再肮脏,只要表现得德行纯粹,你就可以获得别人的歌颂;内心欲念翻涌,但只要没将它付诸行动,也就平安无事。——这种道德观是包容的,它在我们历史上培养出无数个伪君子,而且横行无忌,我们对他毫无办法。

  以这种道德观要修炼出儒家引以为傲的道德,恐怕也是可笑的。夜里反省自己白天的行为,扪心自问,但只要恶念没有付诸行动,第二天照样可以道貌岸然、抬起头来;了不起内心多自我鞭策几下。——而基督教,是毫不客气地将所有人都定义为有罪的。因为,不可能有人完全、绝对的圣洁。

  在这里我无意评判两种道德观的高下,我只想说:

  儒家的道德君子能成为圣人,那完全是因为他们的道德观念不彻底、懂得自我原谅的缘故。如果按基督教神审判人的思想、不审判人的行为的标准,儒家君子将无一能够逃脱:)

  那么儒家傻吗?它难道看不出来这个缺陷吗?儒家不傻,他们大讲“诛心”、“慎独”,追求“狠斗私字一闪念”式的“无一毫人欲之私”,也是在搞这种灵魂、内心的严厉检查和修炼。但是,一个经过如此这般儒家圣修的君子,有哪个可以自信在“神审判人的思想”这一关上过关?他们哪个胆敢确定,自己任何时候都“无一毫人欲之私”?

  在这个问题上,儒者会用各种方法强辩,比如说基督教的方式反而有害等等;但儒家君子事实上只能成为处境尴尬的法利赛人。儒学的道德不仅涉及个人修身,而且涉及救国、治民的蓝图,涉及巨大权力,一个如此含混、缺乏严厉清醒认识的道德如何能被赋予如此重大的责任?讲道德的儒学又如何敢承认人有罪性、根本无法自己洗清?所以,儒学必然只有一个含糊、虚伪、可以化装的道德。

  儒学从先秦时代就传下了“日三省乎己”的传统,可这么多世代、这么多人,每天三遍自省得出来的结果却是,儒学有君子、圣人,号召大家成为君子、圣人,并不少人沾沾自喜地以圣贤君子自居,互相歌颂、享受歌颂。——这每天三次自省的传统不仅没让儒者羞愧,反而让他们得以骄傲(真是亘古奇观!):你看,我们儒者多么的讲道德,我们每天三次反省自己!你们普通人、没有追求的小人、愚夫愚妇敢这么做吗?

  恰恰羞于自省的普通人是可贵的!他们的谦卑、畏缩是正确的。

  最后补充解释几点:

  我不准备传教、布道,我本人也不是基督教徒,我只是在某些方面(比如道德问题)用基督教一些常识性的义理来观察和比对儒学,这种方法事实看来比较有效。我无意于争辩儒学、基督教哪个更好的问题,也不希望大家如此无谓地争辩。当然,我个人毫无疑问欣赏某些基督教教义。

12 有意的道德

  儒家道德是有意的道德,这个其实无须多证。儒家追求道德,设立了很多道德条款要人遵循,人们按着这个去做,这些道德就都是有意的道德。

  我们前面说的柳下惠的故事,柳下惠真的对那女人动了淫欲之念吗?——虽然事隔2500年,我们仍可猜出真相,柳下惠可能有生理冲动,毕竟肌肤相亲抱在一起,但他的本心绝对不是要行淫,而是恰恰相反,是要展示他超拔流俗、无可无不可、绝不会动心的道德。柳下惠追求的是个人独特的道德情操,而他展现的也是某种高超到匪夷所思的水平,但,他的这种道德是有意的,是有意而为、意志力的产物,并非自发的、真实的道德行为。——我们要注意,在那个时代,道德是他们这个阶层的人极为关注、处处留意、哪怕赔上身家性命也要去赢回的一件东西。

  儒家道德来自有意识的意志控制,比如,让人惊异地试图对心理活动的控制:“诚意”、“正心”的教条。还有许多儒家先贤们意识到的各种方面,整本《论语》基本上都是谈的这些道德上的最正确答案。当后世儒生按儒家经典所教的去奋发精进、努力修行时,他们实践的都是有意的道德,甚至是一种表演式的道德。“坐怀不乱”就很有可能是一种表演式的道德。

  对这种有意的道德和表演式的道德,你能怀疑它的假冒伪劣吗?不,这种有意的和表演式的道德往往舍得用料、做工精致、质量上乘,让人无可怀疑。可是,它就是有意识的道德:)

  中国人在很多错误思想的指导下浪费了无数精力,如果把历史上所有中国人在“向善”这一问题上花的气力全加起来,一定是个极度骇人的天文数字,中国人的“向善”恐怕是这个星球上最大的浪费行为。

  咱们的向善为什么是浪费?因为我们的向善几乎全都是在道德教条下的有意识行为,各种各样的行为规范,比如五讲四美、比如不要打人、比如“忠恕”“慎独”等等。我们都是有意识地在去“做”一个好人,而“做”好人的人是一个好人吗?当然不是,“做”好人的就必然不是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是好人,那不需要做;而如果你还不那么好、称不上一个好人,那好人也是做不出来的;靠有意识地做,想成为一个好人,效果不用说,有皮没有里,有观赏价值、平常对得起市容、于人于己心理上有安慰而已。

  儒学一个巨大的欺骗性就在于,它让我们以为,我们信奉它就能成为一个好人。实际按儒学的这些道德教条,是做不成一个真正的好人的。儒学讲究控制,它的好人是一条一块、从里到外堆砌出来的,是各种道德信条捆绑出来的,而不是生长而成。这样的东西,指望它经得起考验?难。

  那有人会问:好人应该怎样产生呢?我只能回答,好人需要我们真正的对一些事件有感触、对一些观念有认识、对一些感情有稳固的尊重、喜爱和忠诚。好人不是我们上市场买衣服,也不是我们在地里种萝卜,或者在家里打家具,乒里乓啷敲打得出来的。它也不是我们买本书,照书上所说的,每天早起晚归上公园练,练得出来的。儒学贩卖它的道德,可道德是不能贩卖的。

  去“做”一个好人,是件多么乱七八糟的事啊。属于荒唐举措,瞎指挥。可很多时候我们按着道德书上所写,批判自己、恐吓自己就是为了要去“做”好人,那都是纯属无益的受苦。而有的时候,我们因为自己表现了某些“行为” 上的高尚,而沾沾自得、瞧不起他人,那也是荒诞的骄傲——我曾经就是一个把这种东西当真了的的笨蛋,还自以为高明、诚、纯洁、具有道德勇气。

  究竟什么是好人呢?可以这么说,真正有知识的人会觉得自己无知,真正圣洁的人一定会感觉自己邪恶,只有承认自己错误的才有可能正确,只有认为自己肮脏的人才有可能清洁。要成为一个好人,我们首先必得羞于走近“好人”那个宝座——而儒家,恰恰相反。

13 神经质的道德

  可能很多人对儒学抱有好感,但我要劝告一句,真正儒学的可怕很多人未必了解。

  儒学的道德非常神经质。它不是与我们的生活相适应、适可而止的,而是极度强烈、不容反驳、主宰我们一切的。

  过去很多人批评过儒教对人内心的禁锢,大致也是这个意思。

  儒学道德的神经质不仅表现在它宣扬的“日三省乎己”、“ 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这些普通条目上,这些已经显得苛刻、烦琐,但如果一个人信仰儒学,那么他做的功课比这要多许多许多倍。

  在《彻底消灭自由》那一章我已表达过类似的意见。儒学教条对我们的行为进行全面控制,比如“克己复礼”:“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我们的视、听、言、动四方面的权力已经交给儒家了:)再比如“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这个控制的更细一些,增加了一倍。

  有人或许会劝告我,你这对儒学误解了,这是理论,不是真的要这么严格要求的,对儒家思想不能僵化地理解。

  呵呵,我们来看看儒学究竟是怎么僵化的,除了上面所引的那些充满禁锢性的教条以外。

  《论语•颜渊》: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仁者的脸色是怎么样的呢?出门一定要非常严肃的,就像会见贵宾一样。儒学是非常讲究礼的,而礼就是对生活中的思想、行为各种细节进行严格、琐屑的要求,而这许多细碎的要求都是有很深的含义的,比如手放在什么地方、鞋子摆在哪个距离、什么身份鞋子又该怎么摆、不同身份脱鞋放鞋的先后次序、等等等等,并非你可以随意而行。“斋明盛服,非礼不动,所以修身也。”一切都是严肃和庄重的,以至于后世儒者写日记闹出这等笑话:“某月某日,与老妻敦伦一次。”严肃,我们常常理解这是种性格,其实它可以说是人心理上的一种疾病,不懂得复杂多变、轻松活跃的生活乐趣,很难医治。

  可能有人要说,时代不同了,儒者如今不会这么僵化。是的,生活细节儒者今天应该懂得变通了,但道德还是要重视的,很多事情要讲规矩,众多的信念要用生命去坚守,这个儒者目前没见到谁放弃。按经典的话来说就是:“择善而固执之”。“固执”在儒家思想不是缺陷,而是对的,只要固执的是正确的东西,儒家会大加赞扬,所谓要努力“止于至善”、“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简明地形容就是,儒家教条类似天罗地网。

  天罗地网还只会限制人的行动自由,但儒家不会满足于此的。它还要规定你的表情。

  除了上文提到的“出门如见大宾”外,《论语》还极为详细地记载了孔子在各种场合下的不同表情,作为学习和研究的典范;孔子其它生活细节记载得也不少,比如“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许多种不吃,就不多说了。表情方面,比如:

  孔子上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比较刚直;与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变得和悦但仍很正派。君王在场,变得踧踖不安的样子,或者保持适度威仪。如果君王使孔子出去接待宾客,立刻变脸,“色勃如也,足躩如也”:颜色极为庄重、脚下左右盘辟,总之是一副比较夸张的威严姿态。入公门,鞠躬如也,做轻度无地自容的模样,“如不容”。经过君王的座位,即使君王不在也要“色勃如也,足躩如也”,说话也要“似不足者”,类似不善说话的样子。进入君主的朝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屏住呼吸。而出来,每下一等台阶,颜色就舒缓一点,“怡怡如也”。等等等等,总之都是非常夸张、非常严谨、对不同人不同场合脸色变化明显的。弟子仔细观察了这些变化,并且不厌其烦地记录下来,努力学习。

  对这样的东西,老实说我个人感觉比较恶心。可能时代不同的缘故吧。不多评论。

  除了表情,人还有什么自由呢?内心的自由应该不可能被剥夺吧?你如果这么想,你就错了。

  “诚意、正心”是从心思最初步的一举一动抓起,是儒家极为重视的道德修养的基础。“诚意”要我们严厉地监督自己的意识,即使独自一人的时候也要加倍注意,“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正心”要求我们的心要像石板一样端正,感情的波动都是不正的心态,“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最后还补充:不能“心不在焉”。

  这样荒谬的道德规定,究竟是为了什么?老实说,这都是为了儒家的道德高峰,使儒者的道德远超过常人。它就好比我们现今所说的“魔鬼训练”:)

  你愿意为了成为道德水平比别人高的人,认可并接受这种“魔鬼训练”吗?

14 道德的沉沦

  季康子曾经来咨询孔子:“我想使老百姓尊敬我,对我忠诚而且肯干,这个该怎么办?”

  孔子回答:“如果你见到老百姓的时候表现得非常庄重,他们就会尊敬你了;如果你大力宣扬和褒奖孝慈,老百姓就会很忠诚;如果你提拔好人、而教育那些没有知识的人,老百姓就会好学肯干了。”(原文: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论语》为政第二) 

  在这里,道德是用来干什么的呢?我们可以发现,道德被用作统治技巧和工具。说通俗一点,讲道德的目的是为了使老百姓上当,变得老实勤快;而且,用来使老百姓变得勤快老实的正是一些非常贵重的道德:庄、孝、慈等等。

  原来,在儒家思想里,这些道德并未得到应有的尊重。它们是拿来用的,可以说是一种阴谋。 

  我们再看一段小小的“阴谋”,《孟子》:

  孟子说:如果你爱人而人家却不亲你,你就该反省自己的仁;如果你治理人而人不服你治理,就该反省自己的智;如果你向人家致礼人家不搭理,你就该反省自己的敬。如果你想做什么却没有得到,都应该反省自己,你自身正天下就都会归向你了。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从这一段,我们可以看见儒家使用道德的心法。仁、智、敬是干什么的呢?是实现欲望的工具,而且还可以实现非同一般的大梦想,“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原文:孟子曰:“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道德是用来干什么的?在儒家来说,道德就是为了政治,所谓德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德为政治服务,难免沦为功利的权谋,比如“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讲道德能够树立个人的统治权威。

  从这些类似的儒家教导,我们可以发现,儒学并未如它所宣扬的那样摆脱功利之心,反而是在启发人的功利心,而教给他们的方式是以道德的法术去实现这种功利。儒家或许要辩解,说它的功利心其实都是好的,比如说是为了行仁政、治天下,但如果儒者习惯拿道德来操纵、控制别人,实现自己的欲求,道德的纯洁性遭到玷污、道德的尊贵感被他们抛弃,这个道德还有何信义可言?儒家讲那么多“诚”又还有什么效果?儒家讲道德到底是启人向善、还是启人为奸呢?

  这个问题儒家隐藏得比较深,但只要我们发现了,就不难从四书中一再找出和发现。孟子的义利之辩,听起来好象是他要宣扬“义”,要先义而后利,但他的说服方式全是遵从“义”能获得如何如何的“利”。《孟子》开篇第一段就是孟子对梁惠王滔滔大言:“大王何必说什么利,那多俗啊,咱这里有仁义……讲利有大害,讲道德则有好处:没有仁者抛弃他们的亲人的(事到临头他们舍不得啊,绝不会自己一个人逃走的),也没有义人不急着为君主奔走的(他们克己奉公,干活十分可靠),所以大王讲仁义就名利双收了,何必那么庸俗地说利呢?”孟子的这番话名为宣扬道德,实际则有揭穿自己道德假面具的效果。不知道梁惠王听了这话究竟是钦敬孟子呢,还是从心底里鄙视这个人;如果梁惠王以前还是个纯朴的人的话,孟子这一下子就把他教坏了——儒家宣扬仁义道德,但往往用“利”来诱惑他的听众,《论语》中大量道德上的正确答案,之所以正确,就是因为它最能使我们获得利益。比如很简单的:子曰:君子不厚重则没有威严,学的知识也不牢固。“无友不如己者。”不跟比自己差的人交朋友,为什么呢?注释说:“友所以辅仁,不如己,则无益而有损”也。

  遵从道德能获得荣誉与利益,儒家经典里也许诺有很多,比较极端的如:“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是故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远之则有望,近之则不厌。”——基督教里有耶酥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人们总以为耶酥狂妄,其实儒者毫不逊色:“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基督教里没人敢像耶酥一样宣称,因为耶酥被认为是神;可儒家,是人人都梦想成为这种“道路、真理、生命”的,你若不梦想儒家还会鄙视你。——此外道德中如何隐藏利益,还有我们常见而不觉的:“绵世泽不如为善,振家业还是读书”、“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以及比较赤裸裸的“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等等(这个书指的可不是知识,在这句话的那个年代,这个书字毫无疑问指的是儒家经典)。

  这些道德仁义包含的“利”,使很多信奉儒学的人变得日益自私而自己无法察觉。他们为什么无法察觉?因为儒家经典实在太讲道德了,可以说通篇都是道德,“君子内省不疚,无恶于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见乎?”“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等等等等。儒家启发人们的利,可以说是被他们用海量的君子、圣人、美德之类的词汇淹没了,被海量的荣耀给掩盖了(荣耀本身即是一种利)。在这种通篇圣人、君子的光荣语境下,一个儒者确实难以想象他们可能还有什么不道德,也难免忘记他们也在逐利。

  为了自己的利益,儒家也必然得否认自己在逐利。为什么呢?儒家主张德政,也就是人政,君子是要当官的,是要“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的,“临之以庄,(老百姓)则敬。孝慈,(老百姓)则忠。”道貌岸然的脸面就是他们的政治,道德荣耀就是他们的醉梦,德行师范、崇高的道德声誉就是他们挣钱吃饭的家伙;如果否认了自己的德行,儒者将身败名裂,儒教也将身败名裂,所以,道德是儒家誓死要捍卫、打肿脸也要冒充的,他们的逐利他们是绝对要否认的。

  现今,儒家未必能够从政,虽然不少人仍有“经世之志”,或梦想重建儒教;但儒家所许诺、所描画给他们的德行上的荣耀,却仍被极广大的人所珍视、追求。他们不会为了他们的荣耀放弃儒家,也不会为了儒家放弃荣耀,儒家势必与它们的荣耀最后共沉于海底。

15 道德的荣耀与权力

  君子小人是儒家思想里的一对重要矛盾,它意味着道德荣誉上两个相差很远的等级。君子之道在儒家思想里得到大量美化和赞颂,这种人格的美化和荣耀在魏晋人格审美自觉后更是迸射出极为耀眼的光芒,吸引着一代又一代有精神追求的中国人。

  我们翻开《世说新语》赏誉第八和品藻第九,各种人格美学的审鉴和品第扑面而来:

  世目李元礼“谡谡如劲松下风。”

  公孙度目邴原:“所谓云中白鹤,非燕雀之网所能罗也。”

  谚曰:“后来领袖有裴秀。”

  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

  王公目太尉:“岩岩清峙,壁立千仞。”

  世目周侯“嶷如断山”。

  汝南陈仲举、颍川李元礼二人,共论其功德,不能定先后。蔡伯喈评之曰:“陈仲举强于犯上,李元礼严于摄下,犯上难,摄下易。”仲举遂在“三君”之下,元礼居“八俊”之上。

  诸葛瑾弟亮,及从弟诞,并有盛名,各在一国。于时以为“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

  桓公少与殷侯齐名,常有竞心。桓问殷:“卿何如我?”殷云:“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

  世论温太真是过江第二流之高者。时名辈共说人物,第一将尽之间,温常失色。

  桓大司马下都,问真长曰:“闻会稽王语奇进,尔邪?”刘曰:“极进,然故是第二流中人耳。”桓曰:“第一流复是谁?”刘曰:“正是我辈耳!”

  儒家热爱追求道德、荣誉上的等级,而不羡慕权力、地位上的等级,这可以说是一种进步,而且比较高洁。孟子就比较直白地表达了这种“高尚”情操:

  “欲贵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贵者,非良贵也。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诗云:既醉以酒,既饱以德。言饱乎仁义也,所以不愿人之膏梁之味也;令闻广誉施于身,所以不愿人之文绣也。”

  另外,儒家还很自然地表达了他们认为的道德应有的“附加值”:

  “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大德者必受命。”德行高贵的人应当当天子。

  荣誉是一种原始的自私物。在古代东方等级制社会,对道德荣誉的追求被认为是正当的;因为人分贵贱、人跟人不平等这一现象很少人置疑,而且对道德的热爱被片面宣扬、更没有人置疑。进入自由、民权时代后,这种对个人荣誉的尊崇、以道德就要划分等级贵贱的观念就渐渐变为可笑和不合时宜的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没有一个人再足以高到如此地位,和周围的人如此不平等。在当今时代,一个人再如此公然以自己的道德为骄傲,必将做出蔑视和侵犯他人人格尊严的不道德行为;但在等级社会,行己有耻、绝不和庸碌者同列、践踏那些愚昧鄙陋“小人”的人格尊严,不仅不是不道德的,反而被认为是情操高尚的表现。

  如今,虽然中国知识分子跳水的跳水、上吊的上吊,讲究等级的帝制依然留之不住,成为了过去,但追求精神上等级和荣耀的观念却并未过去。

  仍有人为自己的人格高尚而骄傲、自豪。在他们眼中,道德仍能给人带来看不见的权力、荣耀和等级。而中国道德等级制的源头——儒教,竟然还有人梦想重建,让它还魂。

  我曾经见过这样一篇文字,是个年轻、豪迈、文学宣言类的东西,摘录部分如下:

  艺术即人格,对作者而言,就必须明白所谓主题、结构和故事,这些超出个人意义、进入历史状态并注定要被时间牢笼锁固的东西都由此而成为衬布,如果他拥有真诚,真诚就凝聚在他的词库、句式与语气之中……

  文学的创造也正是人格的塑造,它们同承嘉爱,共享尊严。……维护并修塑令自我永葆纯洁的要素正是天使不计代价的追求,然而,在“义无返顾”、“精神层次”、“古老混沌的人性内核”、“人类视界的极限”都在被对“空洞的大词儿”不齿却津津乐道脐下三寸、鼠目寸光却能一哄而起的“知识分子流氓”嘲弄的时代,……谁足以甘冒天梯坠落的危险和帕斯卡的魔鬼诅咒,豪迈地宣布自己即是天使呢?

  这是精神中非梧桐而不栖息的的尊严,非骇浪而不行舟的自信,与非黄金而不为币的决心。这是最大的危险与最大的豪迈,以此试炼,鲜血飞溅。

  这位作者后来还发了一个名为《艺术即人格,附带表现智力与审美》的帖子,表示艺术作品如何能看出人和人精神上的差距,帖子最后一句是“干讲道理没什么意思,你纯属瞎闹,你写不出任何一个类似的可以称得上美的句子。”

  我们可以看出,这个人有非常明显的人格等级观念,他那篇文学宣言中很直白地表达了对圣洁赤裸裸的贪婪,并且力图建立一种艺术上的道德至上主义,来统治和虐待他敌视的人——如果,他的道德至上主义被广泛接受、他能拥有这个权力的话。

  道德如何能带来荣耀、等级和权力?这个问题看起来好难回答啊,简直是个复杂的神学、社会学、心理学问题,足以写成一本厚厚的文化巨著。

  不行,咱们得想出简单的办法。

  终,终于,幸好咱们有儒家经典:)在儒家经典里,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如何获得大家发自心底的热爱、拥戴、最后当上至尊天子的过程,被儒家翻来覆去、翻来覆去说了无数遍。一个有德行的人(比如舜),如何被年迈的天子(尧)发现,经过重重考验,最后年迈的天子将大位禅让给了他,他又如何高明地“垂衣裳而治”,男耕女织、安居乐业、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天下老百姓扶老携幼、天天流着热泪歌颂他,名垂青史、万古流芳,等等等等。这就是儒家津津乐道的三皇五帝、“德政”理想、“王道”坦途。

  道德如何能带来荣耀、等级和权力?这个无比复杂的问题咱们不用多论证了吧?“道德”毫无疑问是世间最正确、最伟大、最光荣的。儒家把这种理想最后演化成了一种道德至上主义、道德极权主义,道德被无止尽地歌颂,被认为是最正确的权力,放射着永不消逝的夺目光芒。

  从理论上讲,道德的权力有极限么?

  没有,道德不仅应该统治、管理和教化小民,就是君主也应该服从道德。这是合乎道理的。违背道德君主就会犯错误,比如荒淫无度、乱政残民,演出人间悲剧。道德是天道、天理,道德权力,恐怕算是宇宙间最大的权力,它凌驾任何人、审判任何人、却又是最正确、最正当的。

  儒家获得了这个宝物之后,连带着也就拥有了无上权力。一,儒者道德高尚了可以实际做天子,这个当然概率非常非常的低,贸然尝试者往往也死得很惨(王莽),但方向是正确的,做不成天子可以做名臣、大儒、高士、逸民等等,总之都是光荣的人上人。二,道德神权建立之后谁来做祭司?毫无疑问,儒者是这方面专家(这东西本来就是他们发明的),儒者自然成了道德的宣讲者、裁判者和执行人,跟着拥有无上的荣光和权力。这一个权力,是比较分散的,热爱儒学的人都可以以道德宣讲者和执行人自命,而且这一种权力是无形的,它需要在一个大家都十分默认道德权力的环境里施展。于是,对于儒者来说,任何蔑视道德权威的苗头都是他要极力打击的,这可以说是一种对利益的天然敏感和本能反应。自然,他打击的时候用的词无非都是站在全人类、全社会共同理想的角度宣讲道德的重要性,都是冠冕堂皇的至理名言,你看不出任何一点私念。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多内斗、那么多摩擦?原因就在于儒家把一种道德的权力赋予了我们每个人。

  当道德就受奖赏、不道德就受惩罚,一个社会普遍都承认道德是正常的、不道德是值得唾弃的时候,会导致什么结果?

  一, 普遍的伪善和自私。因为人必然会维护自己,宣称自己是道德的(承认自己不道德将带来巨大的损失)。孩子守道德就受奖赏、不受道德就受惩罚,那么道德与他自私的指向是一致的;道德就与人的自私存在严密地挂钩关系,混淆在一起成长;我们都是这样被培养出来的。当有人叹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时候,实际是在叹息他的道德得不到应有的奖赏、反要被嘲笑,道德和他的自私指向不能一致;而原来、传说中的“古”代,是多么好啊,道德和人的自私是一致的,是能舒舒服服同时双收的。

  二, 有理想、有条件的人极力追求道德上的荣誉、等级和权力。儒家就是如此。

  三, 坚持道德的学派会越来越紧固地走上自以为是的道路,善与恶的对立使坚守道德的人无法承认自己有邪恶的一面,因为这意味着助长对方(邪恶方)的气焰和势力。一个极为道德的人实际也绝难发现和意识到自己是邪恶的,因为他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一贯是极为痛恨、并和邪恶坚决斗争的,毫无疑问不可能是邪恶的。善恶对立原则再一次拖了儒学的后腿,使一种深刻的反躬自省实际无法做到,使学派的真理性和生命力渐趋消失。

  道德带来的荣耀和权力腐蚀了儒者,腐蚀了中国的知识分子。逃过这种腐蚀的人极少极少。

  我们的知识分子、儒家如何热爱这种道德赋予的个人自我的骄傲和权力?我们来看看所谓新儒家宗师牟宗三先生评价基督教之摘录。

  他在答复台大中文系学生时说:

  “如果说基督不是人转化成的,一定是上帝派遣下来的。人人不能做基督,人人只能做基督徒。这样一来,就不能和中国文化的教义形态相适应,当然就要产生相互排拒性。传教士说耶稣是上帝派遣下来的,不像中国是由道德实践转成的,那么主体本身就不能开出。主体之门不能开,对于人类的尊严是一大的贬损。”(《鹅湖》23期)——对这一段老实说我不知道该如何评论!

  这一伟大的道德权力还带来了很多问题。

  东方认为有人是君子有人是小人,所以不平等的观念一直存在,等级制度迟迟无法被怀疑。

  因为提倡所谓的性善论,所以无法大方地监督权力、真正制衡权力。

  西方认为人人有罪,所以大家平等。最终可以处死国王、可以监督任何一种公共权力。

  知识分子沉溺个人美德建设,根深蒂固地热爱等级梦想和道德歧视。

  知识分子放不下心中的骄傲,也必然就没有基督教那种普世精神。儒者口头宣扬无比爱民,但他们2000年来好象从没开办过一所慈善医院。

  讲道德使民族精英(知识分子)变得无能,他们不重视能力建设,而只知道评判道德、判断对错、迂腐冬烘、互相攻击,无能对抗邪恶。

  儒学给儒者带来普遍的道德下降:贪婪、自私、虚荣、仇恨、残忍。那些志向高洁的人往往心更高,他们比普通人更有着一种无法遏止地贪婪:对个人荣誉、人格、尊严、地位和不朽的贪婪。

  儒学给儒者造成心理疾病:他们骄傲,恐惧(拜烦琐、严厉的道德检查所赐),狭隘,严肃,残忍,他们自以为正确的思维方式也给自己带来不可解的伤害(屈原)。

  求名(我们要成为道德好人)使我们放弃许多利,清苦禁欲,仿佛“贫穷是灵魂得救的必要条件”,甚至从脑中革除利的意识,变得对生活一窍不通、落后保守愚昧。

  道德使人们严厉地对待自己、也无情地对待他人。

  等等等等。

  道德究竟应不应该获得荣耀和权力?这个从我们历史源头(尧舜禹)就开始的文化传统究竟该怎样正名?这恐怕是中华民族必须上的一课,而且已经上得太晚。

未完,请看今日第二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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