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安曾经有这样一个万恶的大地主,还有人记得吗?

发表于 讨论求助 2018-11-30 03:27:08



左各庄大地主董树勋与他的“济广源

文/宋九苓


“济广源”,是文安县左各庄镇大地主董树勋经营家业的一个字号。主要是为炫耀他家“人才济济,居官人多;财源宏大,源远流长”。据查,董氏的家业确实很大,它从清朝嘉庆年间至民国末年,经历了近150年的发展过程,成为文安县最大的地主之一。

董树勋的高祖董世庆,明朝末年由雄县开口村迁居左各庄镇。董氏的家业,从清朝嘉庆年间起家,到光绪年间逐渐兴盛。在文安、霸县、静海、大城等县境内,共占有土地10万亩(其中苇田38000亩),号称千顷。左各庄镇上的土地,80%以上被“济广源”占有。

(一)发展时期

“济广源”,原名“喜新堂”。其祖上原是劳动者,每年靠自己种田和兼营船运,维持生活。后来,随着生产的发展,收入不断增加。一有积蓄,就置买几亩土地或者造只木船,扩大经营。并拿出钱供子女上学。董氏从第5代至第7代,都有人在朝为吏。最大的官职属董殿发,被嘉庆皇帝诰封为奉政大夫。


董殿发在居官期间,积累了一些钱财,为董氏家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董殿发只有一个儿子, 名叫董树勋。嘉庆十七年(1813年)生。稍大入学攻读,考中“贡生”,但并未居官。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董殿发病故。董树勋继承父亲遗产,开始经营。他一方面拿出积蓄,乘农民受灾之危,贱价收买土地,扩大船运,并改自己经营为雇工经营。同时,大放高利贷,谋求暴利。那时,文安洼十年九涝,大批农民背井离乡,逃荒在外,土地大部荒芜,无人问津。当时,只要存有几斗粗粮或几块银元,就能买到几亩甚至几十亩土地。董树勋乘此机会置买了20多顷(每顷100市亩)土地。灾年一过,又转手租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收取地租。这样,时间不长,董树勋就发了大财,成为镇上一大“富户”。另一方面,董树勋按照其父的遗训,下本钱供子女上学。让他们专心攻读,准备应试,夺取“功名”。

董氏的收入逐年增多,但他的欲望没有止境,一有余钱,就置买土地,扩大经营,到光绪十年(1884年),董氏的土地占有量达到4000亩以上,其中苇田1000多亩。加上放高利贷和船运,达到了“旱涝保收”。

董树勋有两个儿子:长子董芳洲,字葆光。道光十五年(1835年)生,邑庠生,后被咸丰皇帝诰封为中宪大夫,同治六年(1867年)早亡;次子董芳泽,字润生,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生,贡生,后随其父经营家业。

董树勋生性吝啬。董树勋成为远近闻名的富户,向董家攀亲借贷的人与日俱增。董树勋怕这些人只借不还,对来借贷的亲戚,不是说手头紧、暂不能借,就是用卑劣的手段把人赶走。张管营有董家一个姓张的亲戚,一天派儿子到董家借粮。谁知董家竟六亲不认,连门都没让进。这个小伙子回到家中,因生活无着,就偷着到东淀里去打董家的苇,想织几片席,卖几个钱,买点米面,维持生活。不料,刚到苇地,就碰上了董家的管家,被痛打了一顿,也没弄到苇。这个小伙子回到家中,一气之下就割了小便,在朝里当了“老公”。陶管营石家,也是董家一个近亲。因遇灾年,生活困难,到董家借债。可董家宁可让其住下,也不借给粮款。时隔不久,董树勋一看这个亲戚总不走,就施了一计。大喊内宅丢了东西,说被姓石的亲戚偷走了。为此,这个姓石的亲戚,就含冤自缢了。文安城里有个武举,名叫郭梦熊,和董家是老表亲。他虽有“功名”,但生活困难。一天到董家借债,张口就借大洋200块。董家怕他不还,一块也没借给他。郭梦熊借债吃了顶,很生气。回到家中,总想算计一下董家。他同知县很要好。于是便编造了一个假状,说董家欠他200块大洋总不还,在县衙告了董树勋的儿子董芳泽,官司一打就是两三年,总也审不清。每年腊月三十日,郭梦熊就到县衙找知县,传董芳泽到县听审。每次过堂,郭梦熊与知县平起平座,而董芳泽总被罚跪。闹得董氏一家连春节都过不安宁。

光绪十二年(1886年),董芳泽已是38岁的人了。其父已经年老体弱,沉重的担子都压在了他的肩上。尤其是连续几年没分输赢的官司,更使他心情沉重,闷气难消。为了出这口气,他苦想“良策”,曾与其父和家人多次商议。最后一致认为不能总受这个“窝囊气”,就是倾家荡产也要想法把郭梦熊弄倒。于是,董芳泽便去北京找其在朝为吏的岳父邱钧想办法。正巧赶上朝廷内阁学士两广总督张之洞准备过“寿诞”。邱钧出谋,要借此良机,大礼送上,先求得一官半职,不愁弄不倒郭梦熊。

董芳泽回到家中,照其岳父的嘱咐,变卖家产,忙备大礼。在张之洞“寿诞”那天,通过其岳父邱钧呈上礼单,送上大米100包(每包200市斤),纹银100锭(约5000两)。张之洞见过礼单,觉得一个农民送这么多礼物,真可谓“礼厚义重”。宴席过后,张之洞亲自接见了董芳泽。经董芳泽倾诉,张之洞当面应允,吃官司的事,不要紧,给知县写个便笺,让其一定“公断”。同时,奏明“圣上”,捐纳一个知县。董芳泽欢喜若狂,连连拜谢。

董芳泽带上张之洞的便笺,急忙由京返里。知县阅后立刻改变了态度。一面陪礼道歉;一面问董芳泽如何了结此案为好?董芳泽说,折腾我好几年了,我没别的要求,只要郭梦熊到左各庄摆两桌酒席,请下乡绅,案就算结了。

知县立刻传郭梦熊到左各庄陪礼,郭梦熊一看事态变了,无奈雇了一辆冰床(在冰上人撑滑行的一种交通工具),迅速赶到左各庄。在酒席宴上,董芳泽虽然火很大,但姿态很高。说您来了事就算完了,以后咱们仍然还是亲戚。郭梦熊在广众面前陪了礼,被弄得灰头土脸。宴席一罢,便告辞回家。当时文安洼积水很深,结的冰还不结实。因此,冰床行至洼中,突然冰塌,郭梦熊被塌入冰水里。当被人救上时,已经冻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大走“红运”的董芳泽,不仅打赢了官司,而且居了官。光绪十二年二月,经张之洞保奏,皇帝御批董芳泽任安徽省建德县知县。报官的钦差把“圣旨”送到左各庄后,董氏全家大喜。正当款待报官钦差的时侯,董芳泽的妻子邱氏又生一子。为了纪念这个日子,起乳名叫“报”,后人称其为“报少”。虽然董家“双喜临门”,但是董芳泽并非十分满足。他认为到南方居官,离家太远,多有不便。因此,又请张之洞二次保奏,改为近省。同年六月皇帝御批改任山西省大同府山阴县知县。旧社会有钱就能买高官做,董芳泽花了5000两银子,土财主就变成了“七品官”。其父董树勋也因“子贵”,被皇帝诰封为奉政大夫。

(二)兴盛时期

董芳泽任山阴县知县后,就一心想捞回“捐官的本钱”,继续发展自己的家业。因此,他在任职期间犹如独霸一方的一只恶虎,贪赃枉法,竭力搜刮民财。光绪十三年(1887年)秋天,他把搜刮的民财(主要是金、银),装了一口棺材,派人护送到左各庄。因怕走漏风声,先把棺材藏在镇北苇塘里。并向镇上人们传出风声,说是闹大水漂到他家苇地里的。而后,让管苇田的长工给其运回家中。

董芳泽依靠勒索的不义之财,借鉴其父的经验,每逢文安洼和周围县闹灾,就贱价收买吞占土地,购置房产。几年时间,使土地占有量迅速达到3万亩以上,并且置买了一部分房产和庄基地。同时,他修庭院、换耕牛、建马号(停车养马的大院)、办学堂,使济广源焕然一新。


为了迅速发展家业,董芳泽首先一招是抓出租土地。把两万多亩旱田,由4个管家分管,全部租给无地和少地的贫苦农民。每年每亩租金是大洋一块,各种税由租地的农民负担。一万多亩苇田,由4个庄头(看苇用的长工)分管。管理雇短工,收获时包给苇贩子,每年可收入两三万块大洋。基本上实现了其“种地不打场,吃租不纳粮”的设想。其次是经营商业。为了实现其“创千顷大业”的计划,他把居官期间捞回来的钱财和地租收入,拿出一部分做为经商之本,依靠地产资源,大搞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牟取暴利。通过贿赂山海关守备,打通了与东北三省通商的关卡,从本镇收购小麦、苇席等销往东北各地;又从东北收购玉米、高粱等销往内地。约定只要车皮上插有“芦苇”标记,即是济广源的货物,免检免验,畅行无阻。“芦花董”,从此名扬关外。第三是放高利贷。把地租收入、经商赚的钱,拿出一部分,通过管家和当地银号放高利贷,年息4分。

董芳泽的经营方式和剥削手段,大大超过了他的前辈。因此,时间不长,就成了本镇的一大“富豪”。但是,他并不满足,总想在山阴县多居几年官,以便搜刮更多的民财,创建更大的家业。调任时,他仍很留恋山阴县,曾留有“虎走山还在,山在虎还来”的诗句。他调回朝中以后,皇帝封为中宪大夫,后晋为通议大夫,花翎同知衔。光绪十六年(1890年)其妻邱氏病故,中年丧妻,使他很悲痛。虽不久又续胜芳镇16岁少女徐氏为妻,但只相伴7年,徐氏23岁又早亡。董芳泽也因一生争名夺利,耗尽了心血,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年初死去,终年只有55岁。

董芳泽有两房妻室,生有4男4女。4个“小姐”,都嫁给了官宦子弟。4个“少爷”,都是专馆攻读,后都做了贡生和监生,均在朝为官。长子董如鸿,字仪吉,同治七年(1868年)生,光绪丁酉科举人。先任兵部郎中,后任知府、道员、兵部侍郎、花翎二品衔,是董氏家族中爵位最高的一个。娶妻王氏,大城县(现静海县)王口镇花翎四品补用同知王晓庄之长女。皇帝先诰封淑人,后晋封夫人。也是董氏家族中爵位最高的一个。此人性情豪爽,颇有点强脾气。不仅在妯娌间有个“派头”,能压住阵脚,而且对董如鸿这个二品官的私生活,管得也很严。因此,董如鸿始终未敢纳妾。次子董如鹏,字汉卿,乳名叫“报”,法部郎中,花翎四品衔。后皇帝恩加四级,赏给三品封典。配两房妻室,只有两女。三子董如鹇,字仰周,监生侯选刑部司务加主事衔,赏给五品封典。配妻王氏,无儿无女。四子董如鹍,字云卿,监生候选,从九品加州刺衔。娶妻王氏,诰封孺人,只有一儿一女。这一代,兄弟4人,人称“老四少”。美其名曰“鹍鹏展翅,鸿鹇高翔”。


“老四少”依仗其父的势力,飞黄腾达,青云直上,都居官在朝。这时,董氏一家已繁衍到24口人。为了创建更大的家业,董家聘请了八大能人为管家,并雇用了200多名长工,为其看家护院、侍奉家人和经营家业。据查,这一时期,济广源八路进财,年收入少则十几万,多则20万元以上。一是“老四少”均在朝为官,每年享俸银和索取不义之财甚多;二是地租收入。两万多亩旱田,只要文安洼不闹大水灾,年租金可达两万多元;三是苇田收入。一万多亩苇田,由长工经营管理,收获时包给苇贩子,一般年景收入三、四万元,好年景可收入五、六万元;四是苇场收入。将镇北靠河的200亩土地做为苇场,出租给苇贩子使用;五是放高利贷。每年把积蓄的钱,两三万不等,通过立祥、永厚德、德胜祥等私人银号,大放高利贷,利息4分;六是经营商业。从本镇收购苇席、小麦等销往东北,从东北收购玉米、高粱销往内地,每年可牟取暴利一两万块;七是出租房屋收入。把街面30多间可做商业门脸的零散房屋,出租给镇上的小商户使用;八是船运收入。每年雇用一批长工和水手,为其经营几只大木槽和单身船。但究竟济广源年收入多少?现已无从查考。据一个给其管过账的先生讲,济广源最兴盛时期,日进两个整宝(约100两纹银)。

济广源的“八路进财”,使董氏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董如鸿为了实现其父“创千顷大业”的夙愿,办了两件大事:第一件就是大量吞占土地。他借前辈之鉴,每逢灾年,贱价收买文安洼灾民的土地。有卖即买,由近及远。几年时间,这偌大的文安洼里,即到处可见济广源的地界牌,并且大都成方连片。每年秋冬,派出几个管家,分赴霸县、大城等县,大量收买土地。必要时宁可出高价,也要把土地买到手。这样,到光绪末年,济广源的土地占有量就达到67000亩。其中苇田3万亩。每人平均占有1700亩。形成东至静海,西至文安城北,南至大城,北至霸县煎茶铺一带,到处皆是济广源的土地。第二件大事是大兴土木,建设宅院。原济广源的宅院,座落在本镇的东南角,南北大街的东侧,建筑零乱,面积很小。董如鸿为了建设一个规模宏大的宅院,决心花巨资大量购买庄基和房产。他乘农民受灾之机,贱价收买贫苦农民的房子和庄基。对座落在他的规划范围内的庄基和房产,本户不愿卖的,宁可出高价,也要弄到手。有的农民,宁可外出逃荒或想别的出路,也不出卖自己的房产。张传林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家共有5口人,只有两间破房,座落在济广源的东北角。董如鸿为使自己的新宅院形成格局,找到张传林,要买他的房子。可张传林很有骨气,说什么也不卖。这一年,文安洼又遭特大水灾,庄稼颗粒未收。张传林一家缺衣少食,摘借无门,生活非常困难。无奈将自己的亲生女儿卖给了人贩子,保住了全家仅有的两间破房。后来,董如鸿一看不行,就采取少留走道(只留三尺夥巷)和靠张传林的房子高修更楼等手段,想把张传林挤走。可是张传林就是不走,硬是坚持下来。董如鸿无奈,只好让新宅院缺一小角。

为把新宅院建设好,董如鸿专门从京都请来能工巧匠,按照“规模宏大、工艺精湛、独具一格”的要求,将50亩庄基地分为3块,20亩建新宅;10亩建新坟;20亩挖坑使土,建藕塘。在建筑结构上,把前院、内宅、花园、浴池、大烟馆、学堂、马号等分为4大部分,形成一个整体,共建房230多间,占地面积14000多平米。前面靠近藕塘,建有一个四合大院,正门两侧各建有倒房9间,北面迎着大门分三组建有正厅20间,东西两侧各建有厢房5间。这个大院是济广源的门户,除正厅中间10间用于迎客、举行家宴或其他仪式外,其余主要是为管家、教书先生和护院长工所用。大院北面留有宽敞的“井”字通道。通道内分3组建有既分割又连接的8个四合小院,每个小院建有正厅5间,倒厅5间和东西厢房各3间,作为内宅。这是济广源宅院建筑的精华。整个建筑均采用木架起,青砖精磨对缝,挑灰灌浆到顶。凡厅均前有廊后有厦,上有青瓦盖顶。室内装修非常讲究,选用楠木,精工雕刻,相当华丽。在前院和内宅的东面,相对称南为马号(停车养马),北为花园。花园内建有鱼池、凉亭、假山、书房、烟馆、花房、纳妾房和银窖(地下室),种有龙爪槐、桧柏、芍药、牡丹等多种名贵花木。为使整个宅院建筑形成一个整体,在宅院周围建有高大围墙。围墙四角设有更楼。此外,在大街北头西侧,重修了董氏祠堂,建有正厅、倒厅和东西配房共16间,供奉祖先。正厅大门上方挂有光绪皇帝赐给的4个大宫灯。宫灯上写有“兵部侍郎”4个大字。门上印有“大儒世泽,良史家风”门联,表示其为董仲舒的后代。这些工程的完成,使济广源的宅院形成了格局。

(三)衰败时期

光绪末年,董氏家族已繁衍到40口人。随着“老四少”的官运亨通和家业的兴旺,董氏的生活也随着更加奢侈起来。


在穿戴方面,讲究要与“官宦门第”相称。董氏一家老小,都穿绸盖缎。居官的必须“锦衣还乡”,以示“荣耀富贵”;夫人、小姐都是“锦衣九重”,四季服装,头上装饰,样样皆备,日不重样。每个家庭成员的衣、被、鞋、帽和其它装饰品, 均由己根据“爱好” 选购,花钱不限,由己在“账房”支取。董如鸿的夫人的穿戴更讲究,每次进京或外出,都要准备多时,耗巨资精心选购所需物品。

在吃、喝、抽方面,挥霍更甚。董氏一家一日三餐,专择山珍海味,京都佳肴。鸡、鸭、肉、蛋、鱼、虾、蟹、燕窝、鱼翅、蟒肉干等,为其“家常便饭”,并配美酒、高汤伴食。所需杂货,有专人常往京、津采购。京津缺货时,就派专人在南方采购。为解决“众口难调”,采取按人设灶,各聘厨师。全家除设有大灶外,还设有小灶11个,聘有高级厨师十余人。一日三餐,饭菜不重,每餐十菜以上。谁爱吃什么,厨师就做什么。吃不完的东西,都全部糟蹋。家庭成员过生日,都要大摆宴席,大请宾客。董如鸿和他的夫人更甚。他俩特别欣赏朝里的“一品锅”,专聘名师董尚喜为其站灶。董尚喜年迈后,又聘其高徒王荣接替。每月出高薪200多块(银元)。董如鸿专设了大烟馆,雇请专人侍候他吸鸦片。夫人王氏的吃、喝、拉、撒、睡都雇有专人侍候。吃饭专人做、专人端;喝水专人烧、专人送;衣被专人洗、晒。大小便时,先由专人打扫厕所,燃香驱走蚊蝇,然后还有专人搀扶去厕所。她进京找董如鸿,不吃别的厨师做的饭,总是先派自己的厨师先行,然后专乘轿车前往。民国初年又耗巨资购买了一部外国汽车,代替了马车,供全家享乐。“老二少”董如鹏的生活,更是荒淫无度。在居官候选和离任以后,不仅每天在家吃喝玩乐、吸大烟,并且花上千两银子,买少女做小妾,以求有“后代”。“老三少”董如鹇,除吃、喝、抽以外,还专门好吃活蟹和禽类脑浆。雇人为其撑船每天到东淀里捉螃蟹、打野禽。“老四少”董如鹍专爱玩鸟,也专雇人常年为其提笼遛鸟。为了长寿,老四少还经常派人到外地采购人参、鹿茸等珍贵补品, 滋补身体。但事并非随人愿。老四少费尽了心血,挥霍了大量的金银,也没有求得长寿,大都三四十岁就早亡了。


为了在北京居官享乐,董如鸿花巨资在北京哈德门五老胡同和阜城门外,购买了两处“公馆”,建房百余间,专供老四少及其家属进京享用。同时,还在本镇南北大街西侧建设了一个比较豪华的四合大院,共有房16间,人称“小济广源”,专供五个少爷纳妾之用。

从董如鸿这一代开始,董氏就提出“男不娶无功名家之女,女不嫁无功名家之男,婚嫁必须门当户对”。其子董尔缄,与胜芳镇有“胜芳蔡”之称的双千顷大地主、法部郎中蔡犊泉之女订了婚,说这才是“门当户对”。结婚前,董家大修“洞房”,购置高档家具,并送头等“聘礼”。结婚时摆酒席几百桌,宴请宾客,非常热闹。“胜芳蔡”也不示弱,花重金陪嫁。送亲时,抬嫁妆的排了3里长队。陪嫁有衣、被、家具、装饰品、绸缎布匹等,共200余抬。最后一抬嫁妆比较特殊,只有3根芦苇和两块土块。3根芦苇代表3沟苇田36顷;两块土块代表两个七顷二旱田。共陪嫁水旱地5000多亩,叫做“姻粉地”。民国初年,董如鸿的一个小姐嫁给了永年县高保恒,是个团长。出嫁时,董氏筹办了80抬嫁妆。家具、古董玩器、绸缎布匹等,样样俱全。结婚那天,雇了160人抬嫁妆。可婆家搞得更排场。家俱摆设都是用的花梨紫檀木料,精工制做。董家陪送的是普通大漆家俱。屋里不让摆,给放在一个闲院里,闹得董家很尴尬。

喜事讲排场,丧事更奢侈。民国二年(1913年)十二月十二日,董如鸿病故,终年只有45岁。这个赫赫有名、曾为“济广源”创业耗尽心血的“二品官”的死,对董氏一家特别是夫人王氏,确实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一家人犹如失去了擎天之柱。为了报答董如鸿的“创业”之恩,夫人王氏亲自主持葬礼。首先选购最好的黄柏木料做棺椁。要求木料上不能有节子。木匠师傅们把材料挑了又挑,选了又选。但因不慎,材头雕刻“寿图”的一块木板上有一小节。一个木匠在雕刻时把小节刻成了一个花瓣,才使主人没有看出破绽,没有返工。为此,曾受到管家的奖赏。棺材做成后,又用了100多斤鸡蛋清,制成“广清篓”。装裹更讲究,身穿朝服、外罩五花龙马褂、脚登朝靴、腰系玉带、头顶花翎帽冠,叫做“锦衣归天”。棺内陪葬品甚多,头枕金砖,口含宝珠,珍珠铺地,手持元宝。两腿之间放有怀表、烟灯、烟枪和烟土。尸体两侧还陪葬了大量的茶叶等物。说什么以备“阴曹”享用。入棺后,每日在棺材外面糊黄绫一层,连糊49层。并用大漆漆好。并雇有专人每日给棺材扎吗啡针。


为使董如鸿升“天堂”,还从外地请来许多神甫、道士、和尚为其诵经,想什么升“天”的办法。一位道士很聪明,看出了夫人王氏的心思,便说要想“老爷升天”,必须做到“荫棚遮天(把灵棚从家门一直搭到坟上)、棺不落地(出殡时抬棺椁的人不能把棺椁落地休息)、葬礼一年”。同时,还说“要想老爷走,诵经四十九(天)”。夫人王氏一听老爷“升天”有了办法,急忙分咐管家一一照办,不得有违道法,要倾家存之宝,大办葬礼。

为了办好一年葬礼,董家雇了大批棚匠、纸糊匠和著名厨师,为其大办丧事。董氏的新坟座落在宅院以东离家门仅200多米处。为显示葬礼的隆重,灵棚要舍近求远,从南门起向西直奔左各庄镇中心街,由中心街直奔大清河南堤,由大清河南堤再奔董氏坟地,全长3华里。这项工程,动用周围所有棚匠,使用了大批竹杆、苇席、绳索等材料,整整搭了一年。同时,还请了大批纸糊匠,为其糊纸货。要求“济广源”有什么,就糊什么,“阳间”有的,“阴间”也要有,一定把灵棚摆满。一年时间,除糊有高大的金山、银库、位宅、厨房以外,还糊有大批纸人、纸马、纸车、纸轿、纸猫、纸狗等。纸人都穿“人造皮皮袄”(比真皮袄还贵),并雇专人每天给纸人扎吗啡针。此外,还雇了一批刺绣工,专门为董如鸿绣“棺罩”,将“功名”、“官衔”都绣在棺罩的围布上,以示“荣耀”。

大摆宴席,招待亲朋故旧,随来随待。不是亲朋者,既来不拒,一律接待赴宴。一年葬礼,宴席未断。尤其出殡前的49天,吊孝的、念经的、围观的、过路的,人山人海,犹如庙会一般。共接待宾客达3万多人(次),摆宴席5000余桌。不仅规模大,而且特别丰盛。剩的饭菜,就往镇内小河沟里倒,糟塌甚多。一些贫苦农民,因吃不饱肚子,就到河沟里捡饭菜、撇香油。有的一撇就是一桶。这样,家有的10万现大洋,就一挥而尽了。为了保证葬礼的支付,又从胜芳镇立祥号支回银元两冰床,才勉强应付过去。民国三年腊月十三日隆重送葬。这一天天气特别寒冷,刮起特大西北风。灵棚全部被刮倒,糊的纸货被风一扫而光。送葬的人中有不少的人受了冻伤。挖坟坑的有的被冻坏了手脚,使冰床的人被冻掉了耳朵。虽然这样,人们仍然坚持为其砌好坟丘、砸上木炭,埋葬了这位“二品官”。


葬礼过后,一结账目,整个葬礼挥金10万有余。但夫人王氏并不满足。一天夜里她做了一梦,梦见董如鸿在“阴曹地府”正受冻。第二天就派专人到集市上买回18身小羊羔皮袄,送到坟上就烧了。老二少董如鹏听说后,就抱着地契盒子去找夫人王氏,说“嫂子咱别过了,你把地契也烧了吧。”王氏脸色一变,说“好吧,人都死了还要地契做甚?烧就烧吧。”老二少不敢惹她,只好又把地契抱回。几天之后,王氏又做了一梦。梦见董如鸿在“阴间”正挨饿。于是便吩咐厨师每天给董如鸿做两桌酒席,送到坟上祭奠。连送一年。这下董家看坟的人享了口福,每天送去的祭品,在坟上一摆,他们就饱餐一顿。

继董如鸿之后,民国八年(1919年)董如鸿的四子董尔训病故;民国十二年(1923年)董如鸿的次子董尔诰病故;民国十三年(1924年)董如鹏的妻子万氏病故;民国十四年(1925年)董如鹏病故。这几桩丧事,虽然不如董如鸿的葬礼那样“隆重”,但也都很讲究。不管是老还是少,都是好棺椁,好装殓,搭灵棚,摆大宴。葬礼一般为7天,挥金也以上万计。

“老四少”的后代,共有6男5女。其中董如鸿后人最多,有5男2女。老四少董如鹍只有一子,但从小就夭折了。老二少和老三少都是绝后。这一代,叫做“小五少”。董如鸿的5个儿子,从小娇生惯养,稍大都是专馆攻读。长子董尔谟,字禹忱,吏部计学馆毕业,监生,花翎四品衔。曾任工部屯田司郎中,后分度吏部郎中,加四级,皇帝恩给三品封典。配妻3室,诰封庶人。次子董尔诰,字赞忱,吏部吏治馆毕业,监生,花翎候选主事、补用同知。任过盐山县帮审。民国初年任保定警察厅督察员。配妻廉氏,诰封孺人。三子董尔纳,字介忱,监生,候选刑部司务加主事衔。配妻刘氏,诰封宜人。四子董尔训,字朴忱,监生,候选,从九品。配妻刘氏,诰封孺人。五子董尔缄,字燮忱。北京朝阳学院法律专科毕业。民国初年曾任胜芳镇伪警察局局长。“小五少”虽都在朝为官,但随着清朝的灭亡,都逐渐转家为民。有的虽在民国年间任过职,但比起“老四少”的官运就有天地之别了。这一段是夫人王氏主持家务,继续经营家业。主要手段是出租土地、放高利贷。为了挽回“济广源”的败局,实现创千顷大业的夙愿,继续吞占土地。民国六年,文安洼又遭特大洪水灾害。董氏借这个机遇,贱价收买了3万多亩土地。使土地占有量达到10万亩。为了免纳挂千牌的官税,只报官75000亩,未挂“千顷牌”。


夫人王氏为发展董氏的家业,虽然耗费了心机,但因其生活放荡,挥金如土,对“小五少”影响很坏。“小五少”整天呆在“小济广源”里,吃、喝、玩、乐、抽(大烟)还不算,还花重金买少女做小妾,玩弄女性。最甚者是“小四少”,花几百块大洋买了一个17岁少女为妾。这个少女不肯受辱,时间不长,就携一些钱物,跟一个管账的先生“私奔”了,成为“济广源”一大丑闻。“小五少”经常去北京董氏“公馆”。在那里雇大批人侍候,整天吃喝玩乐,坐享清福;而且还花大批金银从妓院买少女弄到“公馆”,寻欢作乐。王氏无奈,只好让他们分居各过。民国十九年(1930年),董家请了18位分家人,一直分了3年,才把土地房产分清,共分为4股,立号为元、亨、利、贞。从此,“济广源”成了一个腐败的破大家。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了整个华北,左各庄一带很不安宁。“济广源”虽花巨款,购买了20多支手枪和步枪,雇了几十个长工为其看家护院,但仍不保险。“小五少”一看不妙,便携眷带宝逃到北京和天津。不久,日军占领了左各庄镇,“济广源”的宅院被拆掉,修了日本侵略军的岗楼。

1945年5月,左各庄镇解放。1946年解放区实行了减租减息,耕者有其田。“济广源”占有的土地分给了贫苦农民。东淀38000亩苇田,被人民政府没收,充为公产。至此,董氏结束了4代的剥削生涯。北京、天津解放后,董氏的后代均被人民政府留用,安排适当工作,过上了自食其力的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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